花上几元钱,买一张彩票,然后就中了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元的巨额奖金,这大概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
可是这样的机会有多大呢?答案可能会令我们大吃一惊。
大英帝国彩票
“下一个赢家就是你!”这句响亮的极具蛊惑性的话是大英帝国彩票的广告词。买一张大英帝国彩票的诱惑有多大呢?只要你花上1英镑,就有可能获得2200英镑!
一点小小的投资竟然可能得到天文数字般的奖金,这没办法不让人动心,很多人都会想:也许真如广告所说,下一个赢家就是我呢!因此自从1994年9月开始发行到现在,英国已经有超过90%的成年人购买过这种彩票,并且也真的有数以百计的人成为百万富翁。如今在世界各地都流行着类似的游戏,在我国各省各市也发行了各种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各地充满诱惑的广告满天飞,而报纸、电视上关于中大奖的幸运儿的报道也热闹非凡,因此吸引了不计其数的人踊跃购买。很简单,只要花2元的人民币,就可以拥有这么一次尝试的机会,试一下自己的运气。
但一张彩票的中奖机会有多少呢?让我们以大英帝国彩票为例来计算一下。大英帝国彩票的规则是49选6,即在一至49的49个号码中选6个号码。买一张彩票,你只需要选六个号、花一英镑而已。在每一轮,有一个专门的摇奖机随机摇出6个标有数字的小球,如果6个小球的数字都被你选中了,你就获得了头等奖。
可是,当我们计算一下在49个数字中随意组合其中6个数字的方法有多少种时,我们会吓一大跳:从49个数中选6个数的组合有13983816种方法!这就是说,假如你只买了一张彩票,六个号码全对的机会是大约一千四百万分之一,这个数小得已经无法想象,大约相当于澳大利亚的任何一个普通人当上总统的机会,如果你每星期买50张彩票,你赢得一次大奖的时间约为5000年;即使每星期买1000张彩票,也大致需要270才有一次六个号码全对的机会。这几乎是人靠人力不可为的,获奖仅是我们期盼的偶然而又偶然的事件。
那么为什么总有人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是因为参与的人数是极其巨大的,人们总是抱着撞大运的心里去参加。孰不知,彩民们就在这样的幻想中为彩票公司贡献了巨额的财富。一般情况下,彩票发行者只拿出回收的全部彩金的45%作为奖金返还,这意味着无论奖金的比例如何分配,无论彩票的销售总量是多少,彩民平均付出一元钱只能赢得0.45元的回报。从这个平均值出发,这个游戏是绝对不划算的。
概率:直觉容易出错
在社会和自然界中,我们可以把事件发生的情况分为三大类: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发生的事件,叫做必然事件;在一定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叫做不可能事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叫做随机事件。在数学上,我们把随机事件产生的可能性称为概率。严格说来,概率就是在同一条件下,发生某种事情可能性的大小。概率在英文中的名称为probability,意为可能性、或然性,因此,概率有时也称为或然率。
彩票是否中奖就是个典型的概率事件,但概率不仅仅出现在类似买彩票这样的赌博或游戏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接触概率事件。比如,天气有可能是晴、阴、下雨或刮风,天气预报其实是一种概率大小的预报;又如,今天某条高速公路公路上有可能发生车祸,也有可能不发生车祸;今天出门坐公交车,车上有可能有小偷,也有可能没有小偷。这些都是无法确定的概率事件。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概率问题,所以即使人们不懂得如何计算概率,经验和直觉也能帮助他们做出判断。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利用概率理论经过缜密的分析和精确的计算,人们的结论可能会错得离谱。举一个有趣的小例子:给你一张美女照片,让你猜猜她是模特还是售货员?很多人都会猜前者。实际上,模特的数量比售货员的数量要少得多,所以,从概率上说这种判断是不明智的。
其实,上面所说的彩票问题也反映了人们对概率自以为是的直觉是多么靠不住。人们在购买彩票时总是只看到那些中了大奖的故事,而不愿去考虑中大奖其实是个最典型的小概率事件,其概率低到根本不值得去买。数学家认为,概率低于1/1000,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大英帝国彩票中头等奖的概率只有一千四百万分之一,即使是选号范围小一些的彩票,中到头等奖的概率一般也要五百万分之一,这样小的概率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有笑话说全世界的数学家都不会去买彩票,因为他们知道,在买彩票的路上被汽车撞死的概率远高于中大奖的概率。
人们在直觉上常犯的概率错误还有飞机失事事件。也许出于对在天上飞的飞机本能的恐惧心理,,也许是媒体对飞机失事的过多渲染,人们对飞机的安全性总是多一份担心。但是,据统计,飞机旅行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它绝少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多人伤亡的事故率约为三百万分之一,假如你每一天坐一次飞机,这样飞上8200年,你才有可能会不幸遇到一次飞行事故,三百万分之一的事故概率,说明飞机这种交通工具是最安全的,它甚至比走路和骑自行车都要安全。
事实也证明了在目前的交通工具中飞机失事的概率最低。1998年,全世界的航空公司共飞行1800万次喷气机航班,共运送约13亿人,而失事仅10次。而仅美国一个国家,在半年内其公路死亡人数就曾达到21000名,约为40年前有喷气客机以来全世界所有喷气机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虽然人们在坐飞机时总有些恐惧感,而坐汽车时却非常安心,但从统计概率的角度来讲,最需要防患于未然的,却恰恰是我们信赖的汽车。
随意的估算也不准
不断地抛一枚硬币,当它落到地上时,出现正、反面次数相同的概率是多少?很多人都会以为随着抛硬币次数的增加,正、反面出现次数相同的概率也在递增,但这个想法错了。恰恰相反,其概率随着抛硬币次数的增加在递减。抛2次时出现正反两面各1次的概率是50%,抛6次时出现正反两面各3次的概率是31.25%,抛10次时出现正反两面各5次的概率是24.61%,抛100次时出现正反两面各50次的概率只有大约8%(当然,随着抛地次数的增加,正、反面出现的次数非常接近,就是难以做到完全相同)。这说明,面对一个貌似简单的概率问题时,我们如果随意估算,轻易下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况恰好南辕北辙。
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生日概率问题。以1年365天计(不考虑闰年因素),你如果肯定在某人群中至少要有两人生日相同,那么需要多少人?大家不难得到结果,366人,人数只要超过365人,必然会有人生日相同。但如果一个班有50人,他们中间有人生日相同的概率是多少?你可能想,大概20%-30%,错,有97%的可能!
它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的:
a.50个人可能的生日组合是365*365*365……*365(共50个)个;
b.50个人生日都不重复的组合是365*364*363*……*316(共50个)个;
c.50个人生日有重复的概率是1-b/a。
这里,50个人生日全不相同的概率是b/a=0.03,因此50个人生日有重复的概率是1-0.03=0.97,即97%。根据概率公式计算,只要有23人在一起,其中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就达到51%!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要求你遇到的人中至少有一人和你生日相同的概率大于50%,你最少要遇到253人才成。再来看一个常见的抽奖例子。参加抽奖,当然人人都想得奖,这时候该先抽奖还是后抽,才能让中将概率提高呢?
恐怕很多人都会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让我们用科学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吧。假设有两个酸苹果,一个甜苹果,甲乙丙一次从箱中摸出一个,谁最有机会吃到甜苹果呢?首先,甲的机会是三摸一,所以甲摸到甜苹果的概率是1/3。乙的机会如何呢?甲没有摸到的概率是2/3,然后在这个概率中计算乙摸到的概率:
(2/3)*(1/2)(只剩2个苹果让乙摸)=1/3,所以乙摸到甜苹果的概率是1/3。丙呢?丙只有在甲、乙都没有摸到的情况下才可能摸到甜苹果,所以扣掉甲、乙摸中的概率,就是丙的机会大小了,其概率是1-(1/3)-(1/3)=1/3。
明白了吗?不管先摸也好,后摸也罢,每个人摸到甜苹果的机会其实都是一样的。
从赌博中发展的概率理论
既然一个事件的概率凭感觉随便估计总是容易出错,而概率又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那人们就得严肃对待概率问题了。
概率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很早以前,人们就用抽签、抓阄的方法解决彼此间的争端,这可能是概率的最早应用。而真正研究随机现象的概率论出现在15世纪之后,当时的保险业已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不过,当时的保险业非常不成熟,只是一种完全靠估计形势而出现的赌博性事业,保险公司要承担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保险业的发展渴望能有指导保险的计算工具的出现。
这一渴望戏剧性地因15世纪末赌博现象的大量出现而得到解决。当时的主要赌博形式有玩纸牌、掷骰子、转铜币等。参加赌博的人,特别是那些专门从事以盈利为生的职业赌徒,鏖战赌场,天长日久就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少数几次赌博中无法预料到输赢的结果,如果多次进行下去,就可能有所预料,这并不是完全的碰巧。这无意中就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简单而又非常典型的概率研究模型。
1654年,有一个法国赌徒梅勒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问题:梅勒和他的一个朋友每人出30个金币,两人谁先赢满3局谁就得到全部赌注。在游戏进行了一会儿后,梅勒赢了2局,他的朋友赢了1局。这时候,梅勒由于一个紧急事情必须离开,游戏不得不停止。他们该如何分配赌桌上的60个金币的赌注呢?梅勒的朋友认为,既然他接下来赢的机会是梅勒的一半,那么他该拿到梅勒所得的一半,即他拿20个金币,梅勒拿40个金币。然而梅勒争执到:在掷一次骰子,即使他输了,游戏是平局,他最少也能得到全部赌注的一半30个金币;但如果他赢了,就可拿走全部的60个金币。在下一次掷骰子之前,他实际上已经拥有了30个金币,他还有50%的机会赢得另外30个金币,所以,他应分得45个金币。
赌本究竟如何分配才合理呢?后来梅勒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当时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帕斯卡,这居然也难住了帕斯卡,因为当时并没有相关知识来解决此类问题,而且两人说的似乎都有道理。帕斯卡又写信告诉了另一个著名的数学家费马,于是在这两位伟大的法国数学家之间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信,在通信中,他们最终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设想:如果继续赌下去,梅勒(设为甲)和他朋友(设为乙)最终获胜的机会如何呢?他们两只多再赌两局即可分出胜负,这两局有4种可能的结果:甲甲、甲乙、乙甲、乙乙。前3种情况都是甲最后获胜,只有最后一种情况才是乙取胜,所以赌注应按3:1的比例分配,即甲得45个金币,乙得15个。虽然梅勒的计算方式不一样,但他的分配方法是对的。
三年后,也就是1657年,荷兰著名的天文、物理兼数学家惠更斯把这一问题置于更复杂的情形下,试图总结出更一般的规律,结果写成了《论掷骰子游戏中的计算》一书,这就是最早的概率论著作。正是他们把这一类问题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并总结出了其中的一般规律。同时,他们的研究还吸引了许多学者,由此把赌博的数理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逐渐建立起一些重要概念及运算法则,从而使这类研究从对机会性游戏的分析发展上升为一个新的数学分支。
由赌徒的问题引起,概率逐渐演变成一门严谨的科学。
概率计算:与庄家博弈
概率理论从赌博中发展而来,又反过来成为赌场老板赚钱的强大工具。进入赌场的赌徒总是相信自己运气十足,孰不知赌场庄家早已利用概率规律为他们设下了陷阱。例如,很多赌场里的老虎机上都顶着跑车,下面写着告示,告诉赌客已经有多少人玩了游戏,车还没有送出,暗示现在轮到你的机会大增。但这其实是赌场利用概率规律为赌徒设下的一个诱惑陷阱。该旅里有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随机事件的独立性,在随机事件中下次事件发生与否,与上次事件是没有关系的。设想一下,前面10个人抛硬币,没有一个人抛出了正面,现在轮到了你,难道你抛出正面的可能性就大于其余的人?因此,只要得大奖的规则没有变化,
每人是否幸运,和前面的人是否中奖毫无关系。
但人们通常都对这个规律无知无觉,很多情况下,人们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未中奖人群而去买彩票或参与到累计回报的游戏,实际上,并不因为前面没有人中奖你就多了中奖的机会。
庄家在参与赌博游戏时都已经设计好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概率,而很多玩家却浑然不觉。以10年前盛行于北京的摸球中奖事件为例:布袋中有六个白球与六个红球,以随便摸出6个球来确定是否中奖。奖励规则为:
a)摸出6红或6白可得3元钱;
b)摸出5红1白活5白1红,可得2元;
c)摸出4红2白或者4白2红,可得1元钱;但若摸出的是3红3白,则玩家需付3元。
表面上看,共有7种情况,竟有6种情况可获奖,而只有1种情况要“挨罚”,非常合算。但实际上赢钱的人很少,而如果连摸5次以上,几乎是必赔无疑。
这里,庄家使用了什么障眼法呢?其实,根据概率的知识,这个玩法的答案非常简单。从12个球中摸出任意的6个球,共有924种情况,其中出现6红或6白的情况,都只有1种,概率为千分之一强;而出现5红1白或5白1红的机会相等,分别为36次,其概率总共不到8%;出现4红2白或4白2红的机会相等,分别为225次,两者总概率为48%;而摸到3红3白的次数为400次,概率大致为43%。按照上述概率,当玩家摸四次球时,最大的可能为两次3红3白(共赔6元),另两次为4红2白和4白2红(获得2元),这样玩家一般都会损失4元钱,平均一次损失1元。当玩的次数增加,玩家平均损失的钱数几乎总保持在此数额。由于庄家利用了概率论,成了不变的赢家。
然而,当此类游戏的表面现象复杂时,有时“入套”的就不只是玩家,而有可能是庄家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玩家掌握了更精妙的概率理论。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数学教授打败赌场无敌手的有趣故事。在1959年,当年轻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爱德华·索普陪妻子去赌城度周末时,出于职业上的爱好(数学教授也许对有关数学的东西统统感兴趣),他也去一试手气。他拿出10美元来玩21点的游戏。起初索普只想不要输得太快。但后来,索普聪明的大脑开始理性运转,结果大为改观。
21点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把一副牌放在桌上,然后轮流抓牌。A代表1点或11点2-10代表2-10点,花牌J、Q、K、大王、小王代表10点,在一局里,你手上牌的点数相加越接近21点就越大,玩家的点数只要超过庄家点数就算赢,但是超过21点就爆牌作负。21点玩法特殊性在于,前一局都对后来的输赢有影响,因为用过的牌会出局,剩下的牌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剩下的牌可以猜到,因此高手都会记住以前的牌,这就是21点的诀窍所在。因为规则规定玩家可以自由决定自己所要的牌数,而要求庄家手中的牌不能少于17点,
如果台上大牌(点数大的牌)数量较多,那么庄家就很可能爆牌作负。索普认识到如能猜出没有出局的牌的特征,那么他就可算出庄家爆牌的可能性,进而确定有利于自己的赔率。
获胜的关键在于,要准确记忆每张牌的点数,要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和极快的心算。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索普发明了一种用近似值大体记忆的方法,首先将这些牌分为3组,然后赋予每一组相同的点数:第一组2-6的赋值为+1,因为这些牌从台面上被清出去是有利于玩家的,第二组7-9赋值为0,这几张牌处于中性;第三组10、大王小王和花牌,赋值为-1,因为它们被清出台面不利于玩家,如果台面上这些牌越少,那么庄家爆牌的概率也就越小,。现在玩21点时,我们只需记忆这些牌是+1还是0或者-1就可以了,比方说大王出局,那么它是10点,我们就认为它是-1,照此类推,当出局的牌的总结果为正时,那么说明剩下的牌中大点数较多,玩家胜算的概率就大一些;如果结果为负,庄家的胜算就大一些;如果结果为零,双方的胜负概率大体相当。索普里用这套简单易行的策略,在赌城中狂赌三天三夜,最后1万美元变成了近2.1万美元,利用概率论打破了庄家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他出版的书《打败庄家:21点游戏赢的策略》成为玩家手中的赌博圣经。
相同的概率,不同的结论
有时,面对同一个概率事件,随着问题的着眼点不同,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截然相反。这一点会使一般人感到迷惑不解,我们在这里打一个通俗的比喻:某人是嫌疑犯,也找到了一些他的犯罪证据,但不是决定性的,若我们要求“只有找到了更重要的犯罪证据才能判他有罪”,则他将被判无罪;反之,若要求“只有找到了证明他没有犯罪的重要证据才能判他无罪”,则他将被判有罪,在这里,着眼点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判罚。
这方面的著名事例是辛普森杀妻案。
1994年6月12日深夜,美国洛杉矶西部一个豪华住宅区里,一只小狗在不停地狂吠,引起了邻居的注意。
当人们随着狗吠声来到一住宅门前时,赫然发现两具血淋淋的尸体!警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两名死者是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妻子和一个餐馆服务员。
警方在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后,搜集到了大量证据都表明辛普森有重大杀人嫌疑:他的汽车上染有死者血迹,车道上也发现血迹,案发现场还有染血手套和其他证据;还有证人作证说在辛普森妻子死亡的时间段内看到了辛普森就在豪华住宅附近;历年报警记录还显示辛普森曾多次暴力虐妻。这些证据都对辛普森极为不利,检察官据此向法院控告辛普森犯有一级谋杀罪。遗憾的是,控方所提供的证据中有一小部分因不符合法定程序而不被法庭采信。即便如此,在这起案件中,辛普森杀人的概率也有95%以上。然而,
最后的审判结果却让全世界大吃一惊:辛普森被无罪释放!
原来,美国的刑事法律是建立在无罪推定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对于杀人案这样重大的案件,要最后给被告定罪,控方所提供的证据要近乎100%令人信服才行,稍有疑问就不得被判有罪。95%以上的概率不足以使辛普森被判有罪。
颇具戏剧性的是,当辛普森前妻的娘家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法院却判决辛普森输,赔偿原告3350万美元。之所以有如此结果,是因为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证据采用规则有差别,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比被告的有说服力就可以赢。用数学概率表示,刑事诉讼中控方需要近乎100%的证明,民事诉讼中原告只要证明有51%以上的可能性即可。在这起案件中,95%以上的概率足以使辛普森赔得倾家荡产。
【概率与我们的生活】
你能很好地判断事情会发生,或不会发生吗?专家也许会告诉你
恼人的电梯
三百多年前,有个赌徒问法国数学家巴斯加,掷骰子时,怎样计算落在某一面上的可能性?巴斯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概率论”的开端。现在,“概率论”已经是数学的一个发展最快的分支。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都是根据直觉或常识对可能性作出粗略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很可靠的。然而,在许多问题上,事实上的可能性与人们的想象却又相差很远,有的甚至会使人感到吃惊。
物理学家乔治·伽侔曾经在一座七层的楼里工作,经常需要从他二楼的办公室到六楼的一间办公室去。也许有点奇怪,在等电梯的时候,他希望电梯正在往上来,而实际上电梯几乎总是在由上往下走。“他们也许在楼顶制造电梯,一部一部往下放,都放到地下室里储藏起来。”他嘟哝道。然而每当他要从六楼往下去的时候,停在他面前的电梯却又总是上行的。
其实,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如果你在低层等电梯,大多数时候电梯总在你上面,因此停在你那一层楼时它是下行的;相反,如果你在接近顶楼的高层等电梯,那么,电梯往往又在你下面,所以停在你面前时它是上行的。但是,人们往往凭直觉想象,认为不管在哪一层楼,开来的电梯是上行还是下行的可能性应该差不多。
生日的难题
概率计算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据信就是数学家们所谓的“生日难题”。假设你参加一个有23个人出席的聚会,有多大可能性其中有两个人是同月同日出生的?也许,凭直觉你会感到,这种可能性很小。其实上,在23个人中间,能有一对生日相同和这些人生日全部不同这两种可能性是基本一样的。
人越多,生日相同的可能性就增长得越快。如果是30个人,这种可能性就大于十分之七。如果是50个人,可能性就大于百分之九十七!也许以后在有23个或更多人的场合,你自己也会去试一试。顺举一例:在美国总统中,就有两位生日是完全相同的:詹姆斯·波尔克和沃伦·哈丁都出生于11月2日。
--流言为什么会不胫而走
还有一种现象使直觉概率判断者大为震惊,那就是“小世界问题”。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你遇到一个来自远方的陌生人,通过交谈,竟发现你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也许,你们之中有一个会吃惊地叫起来:“这个‘世界’太小了!”
确实如此。马萨诸塞工学院的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在美国,平均每个人直接认识500个人。当然,每个人又都是许多不同的“熟人链”中的一个环节。他们进一步计算,结果随意挑出两个美国人来,例如说史密斯和布朗吧,那么他们俩相识的可能性只有二十万分之一。但是,史密斯认识某人,某人又认识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认识布朗,这种可能性却高达一半以上。
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莱姆曾经研究过“小世界问题”。他首先确定一个“目标者”一个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正在学习当牧师的年轻人的妻子。然后,在堪萨斯州的维契托市又随便找了一组人作为“出发者”,给他们每个人一份文件,叫他们寄给他们的一个最有可能认识那个“目标者”的熟人。接到文件的熟人依同样办法再把它寄给自己的熟人,使这条“链子”有希望地接续下去,直至连接到“目标者”。叫米尔格莱姆吃惊的是,仅仅过了四天,一个男人就把文件送给了“目标者”,说:“艾丽斯,这是给你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在堪萨斯的一个农人(“出发者”),首先把文件给了一个牧师,牧师把它寄给了他在剑桥的一个牧师朋友,这个人就把文件交给了艾丽斯。从“出发者”到“目标者”,这条“链子”只有两个“中间人”!
在这次试验中,各条“链子”的“中间人”数最少的是两个,最多的是十个,平均数是五个。然而,如果事先叫人估计一下,大部分人猜想需要一百个。不难想象,这样的“熟人网”便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些流言、有意思的新笑话会那么迅速地传遍全国。
直觉经常在犯错误
要求出某种结果的概率,就必须弄清有多少种其他各不相同的、同样可能出现的结果。你抛起一枚硬币,落地只会有两种可能:面朝上或面朝下。所以,两种可能的概率都是二分之一。但是换一个问题,你的直觉就不那么可靠了。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那么这三个孩子都是一种性别的可能性有多少?有人可能这样推理:“至少有两个肯定是一种性别;那么,第三个或者与那两个相同,或者不同;所以,三个孩子同一性别的可能性是二分之一。”但是我们考察全部可能的结果,就会发现有八种不同的组合:男男男,男男女,男女男,男女女,女男男,女男女,女女男,女女女。所以,三个孩子同一性别的可能性应该是八分之二,即只有四分之一。
假设有一对夫妇希望要四个子女,是三男一女或三女一男的可能性大呢,还是两男两女的可能性大?
大部分人猜想是两男两女可能性大。但我们列出所有可能的结果(有16种)就可看到:有六种组合是两男两女,两种组合是四男四女,但有八种组合却是三一开的。所以,有一半的可能性是三男一女或三女一男,要高于两男两女。直觉又使我们错了!
出错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在估计可能性的时候,往往假定一定的过程前后是有联系的。其实不然。
许多人设想,如果抛硬币连续几次都是面朝上落地,那么下一次很可能就是背朝上落地。其实,不论已经有多少次面朝上,下一次面朝上的可能性仍然有二分之一。
【你能中大奖吗?——概率与我们的生活】
统计开辟概率新天地
早期人们对概率的研究,都局限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有限事件的组合,例如玩牌、赌博中的计算问题,彩票的中奖问题,体育比赛时的抽签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古典概率问题。古典概率只能处理诸如赌博中有限事务的组合,有非常大的局限性。而自然与社会中有许多事件是非常复杂的,如人口统计,男女出生统计、消费统计、各种民意调查等等,无法用简单的古典概率穷尽。经过几代数学家的努力,大约用了200年的时间,概率论发生了质的飞跃,具备了与统计结合的条件,出现了统计概率。
19世纪初,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统计事业开始走向昌盛。比利时学者A·凯特勒率先把统计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从而为人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打开了一扇窗口。
凯特勒认为,规律躲避着我们的理智,因为我们观察到的只是单个人的行为、个体特征我们无法记录下它们。因此,需要一种崭新的方法来反映社会的整体风貌和趋向。他把统计理论和概率理论结合起来,开创了统计概率应用的先河。
凯特勒仔细研究了当时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司法刑事机关报的汇编,惊讶地发现,这些国家每年犯罪的次数大体不变,不仅如此,各种类型的犯罪也有惊人的重复性。凯特勒本人都为这些惊人的发现所震动,他感叹道:“这是人类多么可悲的性质啊!监狱、铁链、和断头台的命运对人类来说就像国家的收入一样,可以以某种概率被事先决定。我们甚至能预先计算出来,下一年会有多少人将用和自己一样的血弄脏自己的手,有多少人将是伪造者,多少人是投毒者,这一切就像能够确定出生与死亡的数量一样。”凯特勒还分析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其他表现,如结婚、自杀等,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在我们以为完全是由个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地方,仍然有客观规律在起作用,这真是冥冥之中无法逃脱的宿命。
凯特勒的报告引起了当时社会的轰动。从此,统计走出了原来的杂乱无章的状况。把概率应用到统计中凯特勒是第一人,科学史上将凯特勒开创性的工作看作是现代统计学的起点,凯特勒也被誉为“现代统计学之父”。从那以后,统计概率在社会中的应用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些调查使得人类首次能够从数学的角度审视自身行为,并把它们置于概率论模型之下进行研究。
用概率来统计的社会
统计概率对人们的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自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凯特勒开创了统计概率以来,人们对统计数据规律性的信任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国家以各种报表来了解工业、农业、国防、人口、消费、犯罪等方面的资料。制定银行利息的高低需要消费指数和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高,消费指数低,银行就会考虑提高利率,反之亦然。国家举行重大活动需要了解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天气资料,以避免遭遇恶劣天气的影响。例如,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举办时间为9月22日至10月7日,就是因为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北京这期间遭遇恶劣天气的概率非常低。
今天,统计概率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社会统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我们耳熟能详的食品检测报告、人口统计、犯罪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国家和公司为了了解民意所进行的民意调查,市场调查,无一不涉及统计概率。同时,概率统计已经变成现代人理念与信念体系中的一部分。比如,对于美国大选,可以通过民意调查,用概率统计的方式计算某个候选人的受欢迎程度。而反过来,这种数据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人们的好恶,只是民意倾向变化,而影响到实际的选举过程。这说明概率统计的观念也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总之,从概率的思想走出机会性(博彩)游戏的范围,到应用的不断深化,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就是概率带来的革命。
概率不仅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在大自然的精心安排之下,生命的繁殖、进化也莫不服从于概率论的神奇安排。早在1843年,捷克修道士孟德尔首先为世人揭示了大自然的奥秘。醉心于自然科学的孟德尔,在闲暇研究植物的遗传规律,他选择了豌豆作为实验材料。豌豆是一种严格自花传粉的植物,它的雄蕊被花瓣包围,将外来的花粉拒之门外;同时,具有一些如高茎对矮茎、圆形对皱形、黄子叶对绿子叶、灰种皮对白种皮等具有明显差异的性状。孟德尔发现,当把不同品种的豌豆的这些性状遗传到下一代时,总是遵循着大约3:1的统计概率:高茎德与矮茎的植株比例为2.84:1;圆形的与皱形的植株比例为2.96:1;黄子叶与绿子叶的植株比例为3.01:1;灰种皮的与白种皮的植株比例为3.15:1。
现在,人们在教科书中称这个奇妙的比例为孟德尔第一定律,这个比例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两种遗传基因在进入下一代的杂种细胞时,彼此分离,互不干扰,最后在生物传粉过程中随机结合,所以这个规律又称“分离定律”。后来孟德尔经过艰苦的探索又发现了两对性状不同的植株进行遗传时,不同对的遗传基因自由组合,而且机会均等。这就是孟德尔第二定律,也称“自由组合定律”。孟德尔发现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实质上就是概率统计规律在遗传过程中的体现。
体现概率规律的世界
科学家们所揭示的规律在这个世界上处处存在,我们的世界正是一个充满随机事件又遵循着概率规律的世界。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必然的世界里,每个人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幸运、什么时候有难、什么时候死亡都早已“命中注定”,每个人的长相、性格、智力都早已被决定,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后宇宙会是个什么样子也早已成定论,所有的事物从一开始就沿着确定的轨道向前发展,所有的结果都被我们预见到,这样的世界是多么的枯燥乏味啊!而一个完全不能预测的世界却是一个可怕、令人发疯的世界。
椅子从不会安静地待在那儿,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一会儿又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苹果熟了一会儿落到地上、一会儿飞到天上,甚至一会儿是苹果、一会儿不是苹果;生命会无缘无故死亡,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生命。任何东西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完全无章可寻,整个世界就会乱得一团糟。
我们要庆幸不是生活在那样完全必然或完全偶然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随机而又规律的世界里,这才是一个井然有序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扔一枚硬币,这次仍完应该和下一次毫无关系,硬币正面或者反面的分布似乎是一种无规则分布,可是当我们扔的次数足够多时,正面和反面出现的次数竟趋于一致,遵守着明确的统计规律。概率无规律随机变化的外表下,有着内在的秩序和规则。
人类在对机会性游戏的研究思考中创立和发展了概率理论,并使之成为人类的根本知识之一,今天,概率理论已融入人类日常生活。正如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所说:“这门起源于靠运气取胜的游戏的科学,竟然成了人类知识最重要的一部分。”
人类爱赌博,不仅仅是一种天性,更是在一个充满概率的世界面前的必然选择,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都面临着无数的机遇和风险,这需要我们理解概率规律,并适时挑战概率规律,才能做生活的强者。
【爱情博奕论】
一对恋人好比一对囚徒,囚于情丝编织的牢笼,并在牢笼里上演爱情的博弈,谁输谁赢,往往靠的不是情深爱笃,而是博弈手段的高低优劣。
恋人,既是你的合作伙伴,也是你的对手,甚至敌人。在恋爱的这场不太好玩的“游戏”中,谁能熟练地驾御游戏或博弈规则,谁就是爱情的赢家。所以,要想成为赢家,就要学会与伙伴一样的恋人合作,还要学会与敌人一样的恋人周旋。面对对手围追堵截的爱情围剿,要学会闪转腾挪的诸多反围剿的手段。实在不行了,再三十六计走为上:对不起,不陪你“玩”了!
几乎所有的博弈论书籍,都从经典的囚徒困境说起。虽然那是说一对纵火犯的,但其原理也照样适用于“纵爱犯”。爱,本来也就是一场大火嘛。
还是让我们看看纵火的囚徒吧。在此,不能不引述一下“囚徒困境”的公案,尽管众所周知。需要说明,公案的版本不一样,但道理是一样的。
一场火灾之后,两个嫌疑人A和B被囚禁,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房间里。如果两人都承认,则各被扣留8年;如果一人承认另一人不承认,承认的放走,并且得到奖赏,不承认的被扣留10年,并且被罚款;如果两人都不承认则因证据不足各被扣留1年。
我们看到,假定A选择承认的话,B最好是选择承认,否则就要被严重处罚;假定A选择否认的话,B最好还是选择承认,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被放走,而且还可以得到奖金。就是说,不管A什么态度,B的最佳选择都是承认。反过来,同样地,不管B什么态度,A的最佳选择也是承认。结果,两个人都会选择承认。
这就是有名的“囚徒困境”,所反映的问题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理性告诉被实验者,谁选择抵赖,谁就可能会大倒其霉,而对方却逍遥自在,受到奖励。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有时对同伙的忠诚,往往会把自己送上绝境,除非双方都能100%的忠诚,但,这是不可能的,谁能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永不动心呢?
恋爱中人,也类似于走入了囚徒困境。如果双方都不变心,那是最好的结局,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嘛;如果都变了心,效果也不坏,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嘛;如果一方变了心,另外找到了更好的情侣,一方却还傻乎乎地忠贞不二,那么,另觅新欢的一方是最幸福的,比两人都不变心的结果还幸福,因为他找见了更好的情人,而被抛弃的一方是最不幸的,比两人都变心的结果更不幸,因为他承担的压力既来自于对方的太幸福,也来自于自己的太不幸福。
按照囚徒困境的分析结论,恋人最得意的选择是另觅新欢,最天真的选择是天荒地老,最理性的选择是分道扬镳,最糟糕的选择是被另有新欢的对方无情抛弃。问题是,最得意的结局过于缺德,最天真的结局过于虚幻,最理性的结局过于残酷,最糟糕的结局又(让一方)过于心痛。
当然,囚徒困境模型给恋人最重要的提醒,是在应对策略上,最好要严格防范对方,就像一个囚徒防范另一个囚徒一样。
但是,反关现实中的恋人,大都希望能够天荒地老,没有谁愿意回头是岸,甚至被对方抛弃了还不死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纵爱的恋人与纵火的囚徒,其博弈状况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囚徒被警方抓住之后,是隔离审查,因此无法订立功守同盟,即便能够订立,谁又能保证自己或对方永远不毁约呢?
注意!这是囚徒困境模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它往往被一些经济学家忽视了。
与囚徒所处的这个重要条件相反,恋人被爱神抓住以后,一般并不是隔离“审查”的,而是整天泡在一起。泡在一起做什么?除了发誓,还是发誓!
人生发誓最多的时期,大概就是恋爱期。发什么誓呢?无非是什么非你不娶非你不嫁你是风儿我是沙啊的一类誓言罢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对方相信自己能够天荒地老而此情不渝。他们希望彼此忠诚,从而换来一个好的博弈结果。
而且,为了防止对方变心,总要设法让对方相信,你遇到我是你三生有幸,而我遇到你也是万世不毁。
可是,世间没有什么誓约是永恒的。很多爱情的悲剧,往往都从背弃誓约开始,而天下又似乎没有没有誓约的爱情。
这是整天泡在一起的恋人的博弈情形。而对于天各一方的恋人来说,彼此就像被隔离审查的囚徒一样,只不过不是被关在两间牢房,而是山高水阔知何处。按照博弈原则,他们除了违背誓约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要想在恋爱中成为赢家,最好是不遵守爱的诺言,如此才能走出“囚徒困境”。
然而,这个结论在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生活中恋爱成功的人并不少见,厮守一生一世的人也不少见,不能说他们都是勉强的。事实上,他们有的还的确生活得很幸福。
我相信,多数情侣的爱情生活过得还是可以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机制让他们能够信守誓约呢?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顺着博弈论的思路走下去,每次得出的答案似乎总与道德伦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偶尔看到一个试验,我猛然感到峰回路转林断山明了。
原来,存在于现实中的幸福的爱情生活,也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到答案。这应该感谢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罗伯特·爱克斯罗德。他组织过一场计算机竞赛的试验。竞赛的思路非常简单:任何想参加这个计算机竞赛的人都扮演“囚徒困境”案例中一个囚犯的角色,他们开始玩“囚徒困境”的游戏,每个人都要在合作与背叛之间做出选择。关键问题在于,他们不只玩一遍这个游戏,而是一遍一遍地玩上200次,这就是所谓的“重复的囚徒困境”,于是这就更逼真地反映了日常人际关系。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条件,最简单的囚徒困境模型说的是一次性博弈,正是这一点加剧了囚徒做处坦白的决心。这正像不相识的一对男女,偶尔在旅游中相遇,接着在宾馆里春梦一场,第二天就各自扬长而去,谁也不会忠于谁的,彼此也不会为对方今后的不忠实而又任何不快,原因就在于这是一次性的博弈(一次性的“博弈”和一次“性的博弈)。可是,如果男女双方互相认识,且今后还要常常碰面,那么他们彼此的忠心就会又不同程度的增加,原因在于他们还有机会重复博弈。
试验的结果使爱克斯罗德大为吃惊,因为竞赛的冠军获得者所采取的策略一点都不高深,而是非常简单:一报还一报。中国人把它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说穿了,所谓“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原则。它坚持永远不首先背叛对方,因此是十分“善意的”。它会在下一轮中对对手的前一次合作给予回报(哪怕以前这个对手曾经背叛过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宽容的”。但它会采取背叛的行动来惩罚对手前一次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强硬的”。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它的策略极为简单,对手程序一望便知其用意何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又是“简单明了的”。
后来,爱克斯罗德邀请了更多的人参加竞赛,结果试验来试验去,每次都是一报还一报者夺魁。
竞赛说明,具备以下特点的人,将总会是赢家:1.善意的;2.宽容的;3.强硬的;4.简单明了的。
回过头来,再说恋爱。
恋爱过程,一般都是重复博弈的过程,因此恋人有无数次的机会做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么,在这个重复博弈的过程中,谁将是情场上的赢家呢?谁将在博弈中获胜呢?
根据罗伯特·爱克斯罗德的试验,胜利也总是属于那些善意的、宽容的、强硬的、简单明了的恋人们。反之,恶意的、尖刻的、软弱的、复杂的恋人们往往才会败北。
所以,获得幸福爱情的博弈原则应该是:
第一,善意而不是恶意地对待恋人。这个道理很简单了,无须多说。
第二,宽容而不是尖刻地对待恋人。幸福的恋人可能并不是忠贞不二的,当然也肯定不是见异思迁的,他们能够生活得愉快,关键是能够彼此宽容,既宽容对方的缺点,甚至也宽容他偶尔的不忠贞。而尖刻地对待恋人的人,对恋人的偶尔不忠贞总是不肯迁就的人,往往也都不会幸福。
第三,强硬而不是软弱地对待恋人。就是要在我永远爱你的善意的前提下,做到有爱必报,有恨也必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其中,当然是要有限度和分寸的。比如对恋人与其他异性的亲热行为,要有极其强烈的敏感与斩钉截铁地回报,当然,每次发脾气都是有限度的,而且还要能宽容对方。
第四,简单明了而不是山环水绕地对待恋人。爱克斯罗德的实验证明,在博弈过程中,过分复杂的策略使得对手难于理解,无所适从,因而难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事实上,在一个非零和的环境里,“城府深严”、“兵不厌诈”、“揣着明白装糊涂”往往并非上策。相反,明晰的个性、简练的作风和坦诚的态度倒是制胜的要诀。要让恋人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切忌让对方猜来猜去的,造成误会。因为不简单明了地对待恋人最终导致误会而分手的爱情悲剧并不少啊。所以,爱情的手段,还是简单一点好,让恋人一看就明白,免去了很多猜谜的时间。至于剩下的时间嘛,哈哈,你们可以用来对天发誓啊!
本来应该提防恋人才能在恋爱中获胜的简单博弈模型,因为有了不绝于耳的爱情誓言,更因为有了对善意的、宽容的、强硬的、简单明了的原则的把握和利用,人世间才有了很多美丽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
不过,我想最高的博弈境界,应该是忘掉博弈,忘掉善意的、宽容的、强硬的、简单明了的等诸多博弈原则,而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
记得杨过在苦苦等待16年后,因为无法等来龙姑娘而纵身跳入寒潭,最后终于与小龙女团聚之后,深有感触地说了一句话:“可知一个人还是深情的好!”
是的,人,还是深情一些好。
【博奕论的两个经典案例- Jay Chen】
1. 囚徒困境
甲乙是同案犯,被隔离审讯。如果两个都抗拒,因为证据不充分,两人各判2年。如果只有一方坦白,属立功表现,判1年;而另一方则属抗拒从严,判9年。但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6年。是你会怎么选?
2. 海盗分金
话说五个海盗抢得100枚金币,他们通过了这样一个关于分配的制度安排: 1、抽签决定各人的号码(1,2,3,4,5);2、由1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5人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同意方案被通过,否则他将被扔入大海喂鲨鱼;3、1号死后,由2号提方案,4人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同意时案通过,否则2号同样被扔入大海;4、依次类推...... 假定"每个海盗都是很聪明的人,都能很理智的判断得失,从而做出选择",那么"第一个海盗提出怎样的分配方案才能够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据说,凡在20分钟答出此题的人有望在美国赚取8万以上的年薪。
我们展开讨论后,得出的答案跟标准答案相差太远太远,感觉自己的思维模式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中庸之道",利益最大化一点都没有体现出来,然后不得不佩服博奕论之精湛,感觉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回家后,神采奕奕的把题目出给LG,我算到他做不出来的,果然他的答案跟我是一样的。听到标答他全然抗拒,斥责这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和掠夺,而且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也恼羞成怒,本来是想分享答案的巧妙,结果成了一场关于道德,思维模式的争论,前提条件是固定下来的,暂且不说其对错或现实与否,大家的答案呢?先看看再说吧!
答案 1。都会选择坦白各判6年。因为若抗拒是2年和9年的结果,若坦白是1年和6年的结果,在不知道对方是否抗拒或坦白的情况下,选择坦白无疑风险最小。
答案2。1号海盗分给3号1枚金币,4号或5号海盗2枚,独得97枚。分配方案可写成(97,0,1,2,0)或(97,0,1,0,2)。
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从后向前推,如果1-3号海盗都喂了鲨鱼,只剩4号和5号的话,5号一定投反对票让4号喂鲨鱼,以独吞全部金币。所以,4号惟有支持3号才能保命。3号知道这一点,就会提(100,0,0)的分配方案,对4号、5号一***不拔而将全部金币归为已有,因为他知道4号一无所获但还是会投赞成票,再加上自己一票他的方案即可通过。不过,2号推知到3号的方案,就会提出(98,0,1,1)的方案,即放弃3号,而给予4号和5号各一枚金币。由于该方案对于4号和5号来说比在3号分配时更为有利,他们将支持他而不希望他出局而由3号来分配。这样,2号将拿走98枚金币。不过, 2号的方案会被1号所洞悉,1号并将提出(97 ,0,1,2,0)或(97,0,1,0,2)的方案,即放弃2号,而给3号一枚金币,同时给4号(或5号)2枚金币。由于1号的这一方案对于3号和4号(或5号)来说,相比2号分配时更优,他们将投1号的赞成票,再加上1号自己的票,1号的方案可获通过,97枚金币可轻松落入囊中。这无疑是1号能够获取最大收益的方案了!
网上看到由此引出的一段思考如下:
1、当老大是不容易的,企业家就是要把各方面"摆平"。这里说的企业家包括熊比特说的政治家。
2、任何"分配者"想让自己的方案获得通过的关键是事先考虑清楚 "挑战者"的分配方案是什么,并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收益,拉拢"挑战者"分配方案中最不得意的人们。想一想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想一想绵延起不断的宫廷斗争,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比比皆是的结盟与背叛,想一想企业内部的明争暗斗,想一想办公室脚下使绊的政治,哪一个得胜者不是采用的类似"海盗分金"的办法?为什么革命者总是找穷苦人,因为他们是最失意的人。为什么恐怖分子拉登在沙特阿拉伯没有市场,在阿富汗却大受欢迎,因为阿富汗是全球化的弃儿。为什么企业中的一把手,在搞内部人控制时,经常是抛开二号人物,而与会计和出纳们打得火热,难道不是因为公司里的小人物好收买,而二号人物却总是野心勃勃地想着取而代之......
3、国际交易中的先发优势和后发劣势。1号看起来最有可能喂鲨鱼,但他牢牢地把握住先发优势,结果不但消除了死亡威胁,还收益最大。这不正是全球化过程中先进国家先发优势吗?而5号,看起来最安全,没有死亡的威胁,甚至还能坐收渔人之利。却因不得不看别人脸色行事而只能分得一小杯羹。这难道不是后发劣势的写照?可以预料,如果中国人总是处于5号位置,总是坐等别人制定规则,未来就不见得会比5号好到那里去!
4、海盗的逻辑当然不是真实世界的唯一内幕。"海盗分金"模型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模型,但它只是一个有益的智力测验,而现实世界要痹烩个模型复杂得多。
5、现实中肯定不会是人人都绝顶聪明兼"绝对理性"。回到"海盗分金"的模型中,只要3号,4号或5号中有一个人偏离了绝对聪明兼绝顶理性的假设,海盗1号保不准就会被扔到海里去了。所以,1号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他的海盗兄弟们的聪明和理性究竟靠得住靠不住,而断断不敢自取97颗金币,拼了性命去狂赌。
6、偏好和效用及其替代是另外的一个大问题。现实中人们是如此的复杂,某人的神经末稍微偏离一毫,就可能表现得对金币满不在乎而偏偏喜欢看同伙被扔进海里喂鲨鱼。果真如此,1号自以为得计的方案岂成了自掘坟墓!
7、再就是俗话所说的"人心隔肚皮"。这翻译成经济学语言则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谎言和虚假承诺就大有用武之地,而阴谋也会象杂草般疯长,并借机获益。譬如,2号完全可以对3、4、5号大放烟幕弹,假称对于1号所提出任何分配方案,他一定会再多加上一个金币给他们。果真如此,结果又当如何?
8、通常,在现实世界中,人人都有自认的公平标准,因而时常会嘟嚷:"谁动了我的奶酪"?而且,规则是由人制订的,所以,当人一旦意识到这个规则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并且知道这对大多数人不利的时候,就会想到修改规则。也就是我们说的"文化可以颠覆制度"。可以料想,一旦1号所提方案和大家所想的不符合的时候,就会有人大闹......当大家都闹将起来的时候,1号能拿着97枚金币毫发不损地、镇定自若地地走出去吗?最大的可能就是,海盗们会要求修改规则,然后重新分配。
9、假如由一次博弈变成重复博弈呢?比如,大家讲清楚下次再得100枚金币时,先由2号海盗来分......然后是3号......这颇有点象美国总统选举,轮流主政。说白了,其实是==制度下的分赃制。可能还会有痹烩更闹得凶的。比如,四人会想:1号居然要独得97枚金币,这还得了。于是,他们立即形成一个反1号的大联盟并制定出新规则:四人平分金币,独将1号扔进大海......这便是阿Q式的革命理想:高举平均主义的旗帜,将富人扔进死亡深渊,睡吴妈的床......
10、制度的重要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这样一个分配制度,很容易诱导人们走向自相残杀,这是在游戏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美国的总统制度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则是,总统下台后可以建一个图书馆(当然还有其它优厚的条件),而不是"推到海里",这就保证了文明的权力交替,可以想象,如果所有的总统都没有好下场,那总统不仅不愿意下台,而且还会做很多的保护自己的手脚,政治就不可能清明。
11、现实的确是太复杂了。这也说明制度是多么的重要,也说明参与制度的制定是多么重要。
还有很多,不能全说出来了,留给大家曰后去思考。
囚徒困境引发的悲观和合作的突围
自从博弈论被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以来,“囚徒困境”这个题目已被无数次地提及,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态:尽管个体之间面临通过合作增进各自利益的机会,但从个体的角度看,合作却不是最优选择,因而当参与博弈的个体都按其最优选择行动时,合作无法达成,潜在的合作增益也就无法实现。
比如,甲有几个金币,有真的有假的,乙有几盒雪茄,有些是用正宗古巴烟叶卷的,有些则用的是劣质廉价烟叶,金币的真假和雪茄的优劣只有甲乙自己知道,当面无法分辨;现在,甲和乙在街上相遇,他们面临一个机会:如果甲用真金币换乙的上等雪茄,各自的利益将获得很大增进,但显然,对于甲,最优选择是用假币支付(无论他将从乙那里得到上等雪茄还是劣质货),对于乙,最优选择是给对方劣质雪茄(无论他将从甲那里得到真币还是假币),这样一来,博弈的结果将是:甲用假币从乙那里换得了劣质雪茄。虽然这一结果可能对双方也略有增益,但潜在的更大交换增益却没有实现。
囚徒困境对于人类社会通过个体间合作而改进的可能性,提示了一个悲观的前景。然而,尽管人类社会不尽完美,我们却看到合作无处不在,自古就有。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这一反差,有些人欢呼人性之善——人并非生物学家所指出或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人具有合作和利他的本性;另一些人则声称,人类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囚徒困境所预示的那种充满背叛和欺诈的、相互为敌的状态,是因为存在像国家这样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利维坦,来提供秩序和公正,惩恶扬善,基于合作的改进才得以实现。
科学研究遭遇困境时,便到系统之外去物色甚或制造一块万能膏药,来贴补理论的缺口,这种做法我们已经看得很多了。搞不懂埃及初民如何建造金字塔,就找个外星人,解不透细胞化学机制之精妙,就想出智能设计者,进化过程重建困难,就要去找上帝了。种种这些,我称之为“因无知而称更有知”,或者更简化一下,叫“因惑称知”。
扯远了,回到囚徒困境的问题。研究者很快发现,实际上,囚徒困境所预示的悲观后果仅仅在单次博弈中才表现得那么纯粹,而在多次重复博弈中,个体之间或多或少会达成合作。研究者并且发现,达成合作的几率与如下几个变量密切相关:
1) 博弈者相互识别的能力;
2) 博弈者记忆先前遭遇的能力;
3) 博弈者之间先前遭遇的次数;
4) 博弈者之间先前达成合作的次数;
5) 博弈各方再次遭遇的几率;
6) 博弈者标示自己策略的能力;
7) 博弈者识别对方策略的能力;
8) 博弈者判别对方策略标示之真伪的能力;
9) 博弈者之间交流的可能性;
10) 群体内交换对他人评价的机会;
11)一个评价在群体内传播的预期广度和可能受众与被评价者的遭遇几率;
12) 预期未来博弈次数;
……
请注意,上述研究中并未引入任何除个体利益之外的影响个体选择的因素,也未引入任何集中控制者和外部强加的规则,作为合作达成之前提的这些变量,全都是关于信息表达和识别的。也就是说,博弈论研究预示了,一个由仅受自我利益驱动的众多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内,有条件的合作策略不仅有存在的可能,而且将占上风。换句话说,以霍布斯的丛林模型作为逻辑起点的博弈论演绎,其结果很可能不是一个霍布斯所想象的丛林社会。
于是,在一个戴着博弈论眼镜观察人类社会演化进程的观察者眼里,自然而然的,信息便占据了核心地位。好奇心将驱使他去探索,人类个体们究竟如何发展了他们的信息表达和识别手段,这些手段又如何促成了个体间的合作。
带着上面这副眼镜,我所看到的是人类所创造的一个复杂精妙的符号系统,这一系统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时刻影响着人的行为。尽管它屡屡遭受机会主义行为的破坏,但仍在不断发展,并时刻显示着它的强大力量。在以后的各篇中,我将尝试着描绘出从我的眼镜所看到的一幅幅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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