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开端:在黑夜中入睡的是不列颠,黎明时醒来的却是英格兰
引子:为什么是英国?
翻开欧洲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欧大陆外有两个大的岛屿,一个叫不列颠岛,另一个叫爱尔兰岛。前者的全部加上后者的北半部以及附近的一些小岛组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英国。
这个位于北大西洋惊涛骇浪中的岛国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个部分组成,面积24万多平方公里,大小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在这个任何一个地方距海岸线不超过75英里的国家里,17世纪末人口只有600万,直到今天,人口也只有5800多万,可谓“小国寡民”。
面对地图,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这样的一个国家,何以在过去两个多个世纪里,一直保持世界头等强国的地位,而以“日不落帝国”傲视全球?
对中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它还是一部长达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的组成部分。在中华帝国的眼里,“英吉利国”不过是“岛夷”,在1997年公映的电影《鸦片战争》中,导演谢晋为道光皇帝设计了这样一句台词:“那英吉利仅是个弹丸小岛,做大清的属国都不配,怎敢如此放肆!”
在18、19世纪的历史舞台上,中央帝国和日不落帝国同样地自信和傲慢,不同的是,一方将自己的自信和傲慢建立在对历史的沉迷与无知之上,而另一方则是建立在对双方实力的充分了解之上。
1793年两个帝国的首次官方接触,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聋子和瞎子的对话”,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1840年代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的开始。
在经过了大清帝国一次次战败求和、割地赔款之后,欧洲人狂妄地宣称:“对付中国人的办法,就是将他痛打一顿,再跟他讲道理。”
对于这个在近代史上对中国“作最沉痛之宰割”的国家,我们无法对它视而不见。因为,英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就无法清晰地了解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
岁月荏苒,距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1997年,香港的回归为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如今,历史的恩恩怨怨和刀光剑影都已经远去,曾经衰弱的中国正在崛起,而昔日的日不落帝国也已褪去历史的光环,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我们有必要、也应该能够以正常的心态来审视这个曾经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屈辱和仇恨的国家崛起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和文明资源。
但是,当我们带着复杂的心情审视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实在很难发现英国的崛起与其他大国的崛起有什么相似之处。
我们不得不略带失望地发现,英国人在建造日不落帝国的大厦时,并没有一张事先绘好的蓝图,也没有挥舞着十字军的旗帜或者喊着“生存空间”、“共荣圈”等蛊惑人心的口号,甚至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我只能推断,英国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后,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末期无意间开启通向现代发展的秘密之门,这一切纯属碰巧,而非刻意”。正如历史学家所言,英国是一个“原生自发型”的现代化国家,不列颠的崛起和现代化,是英国历史自然发展而远非外力强迫的结果,也是英国人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自然完成的,以至于拿破仑将英国称为“小店主的国家”。
如果一定要找什么原因的话,我们只能这样认为,不列颠这块土地赋予了这个民族务实、保守、宽容的禀赋,这些优秀的民族禀赋孕育了不列颠崛起的因子。
也许,历史已经注定了这一切必将发生。伴随不列颠的崛起所带来的文明也成为了当今世界的强势文明,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值得多数国家学习的先进文明。
但是,这种文明给其他文明带来的压迫和痛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多数文明都被迫洗心革面,向它学习,以至于英语成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义务教育中的一门必修课,这种压迫和痛苦也是绝大多数国人都能感觉到的。
日不落帝国虽已远去,但日不落帝国的遗产仍在我们中间发生作用,使我们难以轻易摆脱它的影响。
对于英国来说,它的历史的开端并不像后来那样体面风光。这个岛上的早期居民是被恺撒称之为“蛮族”的布立吞人,不列颠(Britain)一词就起源于此,而“英格兰”(England)这个与现代不列颠民族联系较深的名词则要到公元六世纪后才逐渐出现。
不列颠远处欧洲一隅,与欧陆隔海相望,文明程度远较欧洲大陆为低。
当时欧洲大陆的人隔着海峡,隐隐约约看见不列颠岛岸边的灰白色的白垩质山崖,就将那里称为阿尔比恩(Albion),即拉丁文“白色”的意思,这是有记载的英国最古老的名称。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统帅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对不列颠的土著有这样的描述:
“所有不列颠人都用薄兰染身,使人看来带有天蓝颜色,因此在战斗中显得更为可怖。他们还蓄着长发,全身除了头部和上唇之外,到处都剃光。妻子们是由每一群十个或十二个男人共有的,特别是在兄弟们之间和父子们之间共有最为普通,如果这些妻子们中间有孩子出生,则被认为是当她在处女时第一个接近她的人的孩子”。
在具有高度文明的罗马人眼里,这些不列颠人无疑是一群野蛮人。
而且,使恺撒愤怒的是,他发现差不多在所有的高卢战争中间,都有从不列颠来的、罗马军队敌人的支援者。恺撒认为,在使野蛮人归顺于罗马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征服不列颠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公元前55年8月的一个深夜,恺撒率领一万名装备优良的罗马士兵,分乘80艘船只渡过英吉利海峡,开始了第一次远征不列颠的战役。
组织严密的罗马军团在登陆时遭到了当地“蛮族”布立吞人的顽强抵抗,但是一旦站稳脚跟,能征善战的罗马军团很快就将布立吞人的抵抗击溃。这些“蛮族”先是求和,然后又乘罗马的支援舰队被海风吹走之际向罗马军队发起偷袭。
在恺撒笔下,这些野蛮人远远称不上英勇善战。“敌人在战斗中被击溃,逃了一阵之后,很快就安定下来,立刻遣使者来向恺撒求和,答应交出人质,并执行他所命令的一切事情”。
第二年,恺撒率领一支由800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再次入侵不列颠。
恺撒在书中写到:“所有舰只都在正午时到达不列颠,但敌人却一个都不见。恺撒后来才从俘虏口中得悉,虽然敌人在那边集中了大批军队,但看到我军来了这么多舰只——连去年原有的、以及私人为了自己方便而造的在内,总数在八百只以上——吓得撤离海岸,躲到较高的地方去了”。
当恺撒率领大军冲锋陷阵时,大海又一次成了他的敌人,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暴毁坏了大量船只,恺撒只得停止进攻,回过头去修船。随后,恺撒一举占领了不列颠,在迫使布立吞人称臣纳贡之后凯旋而归。
布立吞人的表现是如此令人失望,实在无法和他们的后代、二战时挫败了希特勒海狮计划的英国人相比。
——注意一个现象:英吉利海峡在这两次战役中成了布立吞人的天然盟友,这道浅浅的海峡在以后的历史中还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英国人抵抗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入侵。有时候与其说是上帝保佑英王,还不如说是英吉利海峡保佑英王。
不过,对英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虽败犹荣,他们的祖先第一次与岛外的文明世界接触,就抵抗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罗马军团的进攻。十几个世纪后,莎士比亚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来纪念这昔日的光荣和骄傲:
曾经两次被我们击退,
逐出海岸之外。
他的舰船——可怜的无用的泡沫,
在我们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就像随波浮沉的蛋壳一般……
不过,罗马帝国并没有像统治高卢一样统治不列颠,这些岛民们最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从那以后,罗马军队在没有踏上不列颠的土地,这样的好日子过了将近100年。
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决定,他要御驾亲征,使不列颠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
从公元前54年恺撒率军撤离不列颠岛时起,帝国的军靴没有踏上不列颠的土地已经快一个世纪了。而且,帝国也有三十年没有让他的军人去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了,帝国的皇帝和军人太需要一个地方来宣泄他们已经憋了很久的征服欲望,他们就像热恋中的情人渴望约会一样渴望战争和死神的亲吻,他们的利剑热切地盼望着敌人鲜血的滋润。而不列颠就是他,伟大的克劳狄皇帝——“不列颠征服者”宣泄征服欲的最好场所。
在他眼里,伟大的恺撒的荣光将指引着罗马军团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公元43年,罗马大将普劳提乌斯率领四万大军,开始了征服不列颠的行程。
罗马大军登陆后稍事休整,然后就立即向不列颠内陆进发,但是进展得并不顺手,不列颠人打得非常英勇,入侵的罗马军团遭到了很大的伤亡。在占领不列颠重要城市科尔切斯特之后,罗马人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克劳狄在得知普劳提乌斯占领科尔切斯特的消息后,立即宣布科尔切斯特是罗马新的省份的首府,并且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欢庆活动。
在得到支援军队后,罗马人最终征服了不列颠。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不列颠人长达十几年的反抗,以爱西尼人(古代英格兰东部凯尔特人的一个部落)的反抗为最,而他们原来是入侵者最为顺从的部落。
爱西尼人的国王死后,罗马官员占有了爱西尼人的全部土地和商品,他们残酷地压榨爱西尼人,侮辱他们尊贵的国王的未亡人。这次叛乱以国王的遗孀波迪卡王后为统帅,强烈的复仇心使女王的军队变得野蛮残酷,他们以将侵略者杀光为快事。
这些野蛮人烧毁了切斯特,然后又攻下了伦敦。他们杀死了城里的所有居民,并且一把火将伦敦城少的片甲不留,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反叛者们被复仇的快意扭曲了的脸庞。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载,这次屠城使七万罗马人和罗马化的居民死于非命。
这次屠城很可能是这个岛的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一页,然而这时可以理解的,侵略者必须为他们的侵略付出血的代价。后世的英国人也赞同女王的做法,他们认为反抗侵略者和惩罚本民族的投敌者,是正义之举。
罗马人的反应则是调集大军残酷镇压起义者,实行血腥的报复,他们将八万不列颠人全部杀死,甚至包括很多没有参加叛乱的部落,这场叛乱最后以波迪卡女王服毒自杀而结束。
帝国在不列颠的统治巩固之后,哈德良皇帝下令修筑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以应付越来越猖獗的苏格兰人的进攻。以后罗马军队再未涉足过防线以北的土地,直至帝国军队在几百年后完全撤出不列颠。
在这300年期间,这块蛮荒之地先后受到罗马的文明的沐浴和基督教文明的洗礼,罗马帝国来去匆匆,但是以后的历史将证明,基督教对这个岛国的文明和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罗马帝国的光辉淹没在蛮族入侵的狂涛巨浪之中后,日耳曼人中最落后、最原始的部落开始入侵这个小岛,其中以盎格鲁人和萨克逊为最。
这场入侵长达一个半世纪,直到公元六世纪,今天的英格兰民族才逐渐出现在这片土地上,这也是“英格兰”这个名词的由来(“英格兰”一词的含义是“盎格鲁人的土地”)。
公元七世纪初,不列颠进入了“七国时代”。
这个时期的英格兰,国家四分五裂,人民处于野蛮愚昧和贫穷落后之中,文明的发展停滞不前,历史在这里仿佛睡着了。但是文明的火种仍然在地下燃烧,等待着再一次复兴。
后来,丘吉尔对此评价说:“在黑夜中入睡的是不列颠,黎明时醒来的却是英格兰”。
威廉一世:我的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
七国之间的征战经过了三百多年,英格兰统一的趋势与日俱增。
在王国间长期的攻略和杀伐之间,统一的旗帜逐渐落到了威塞克斯王国之手。但是来自北欧的维金人的入侵使英格兰的统一进程被延缓了下来,这个民族面临着新的危机。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经过漫长的黑暗和苦难之后,上帝好像突然想起了居住在这个荒岛上的他的子民,天国的恩泽照耀着这个苦难的民族。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在这个小岛上,他将领导这个民族走向新的彼岸,他就是威塞克斯王国的国王、英国历史上著名的“阿尔弗雷德大帝”。
公元871年,年轻的阿尔弗雷德登上王位,经过与入侵者丹人十几年的苦战,阿尔弗雷德用他的智慧、武力和运气保卫了英格兰的基督教文明,遏制了入侵者凌厉攻势。阿尔弗雷德身后的几位继承者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经过几十年的东征西讨,公元十世纪中叶,统一的英吉利国家终于形成了。
从此,本书所要讲述的主角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但是,此时的丹人并没有退出英格兰的历史舞台,他们还占有英格兰的半壁江山(称“丹法区”)。而且,丹人经常大举入侵英格兰,迫使英格兰国王缴纳巨额的赔偿金,以至于这种赔偿金后来竟成为固定的国税。
1016年,丹人克努特侵犯英格兰,英王艾特尔雷德二世之子艾德曼在抵抗中殒命,王位空虚。英格兰贤人会议遂推举克努特为英王,英格兰和丹法区融为一体,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因此称他为“真正统一英国的第一位统治者”。
其后几十年,经过几番沉浮,1042年,王位传给了艾特尔雷德二世的长子、忏悔者爱德华手中,丹麦人在英国的统治结束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就是著名的“诺曼征服”。
历史进入了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这时的英格兰虽已统一,丹麦人对英格兰的统治也已结束,但是我们仍然难以发现英格兰成长为日不落帝国的任何征兆。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王位变换频仍,如果有机会,一些势力显赫的贵族就会觊觎王位。忏悔者爱德华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虔敬胜过了他对王权的热爱,他将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在上帝的王国而非世俗的王国。
1066年,忏悔者爱德华驾崩,据说在临见上帝前他将王位传给了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但是在更早的时候,他也答应将王位传给他的远亲、诺曼底大公威廉。但是,就是这个“据说”竟然成为威廉日后入侵不列颠的借口。
在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爱德华国王到底有没有将王位传给哈罗德的情况下,1066年,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在部下们的拥戴下加冕为王。
非王室成员成为国王引起了臣民们的不满,他们感觉受到了侮辱。在哈罗德加冕为王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长长的彗星,心怀不满的臣民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亵渎圣灵的暴发户即将倒霉下台的征兆。
1066年初,那个被贵族们蔑称为“私生子威廉”的诺曼底大公威廉开始策划对不列颠的入侵,他坚定地认为,王位的继承者应该是他而非哈罗德。
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位未来战争的胜利者还处在既无舰队、又无渡海作战技术和经验的状态,他所有的全部赌本就是他在诺曼底的那支缺乏训练的军队。这使得他的征服不列颠的计划就像一个冒险家不切实际的狂想,他似乎注定要在这次豪赌中输光所有赌本。毕竟,他的对手——英王哈罗德二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优秀的军事家,英吉利也是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
不过,威廉大公在欧洲大陆的名气为他的这次冒险招来了众多的合伙人,他们带着战舰和马匹,成群结队地来到诺曼底,指望在这次征服不列颠的军事冒险中发一笔横财。威廉大公的旗下一时间几乎挤满了来自全欧洲的雇佣军,他以前所有的难题都迅速地迎刃而解。
这时似乎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上帝赐予这些武装流氓以足够强劲的西南风,以供入侵者的舰队起锚渡海。不幸的是,上帝似乎没有听到他们的祈祷,整整六个星期海面上风平浪静。在漫长的等待中,这些乌合之众开始互相抱怨和争吵,只是由于强烈的发财和抢劫的欲望,他们才没有一哄而散。
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上帝终于赐予了这些兵痞们宝贵的西南风,庞大的入侵舰队迅速地扬帆出海,威廉大公的远征开始了。
常言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令威廉大公没有想到的是,这四十多天的等待让他捡了个大便宜。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竞争对手、挪威国王哈德拉达在这场王位争夺战中抢先跑出了战争起跑线,先于威廉登陆英格兰,哈罗德二世不得不将准备抵御威廉的军队紧急调往北方,迎击挪威入侵者。
愤怒的英格兰人在约克北部的斯坦福桥将挪威入侵者一举歼灭,一心梦想当英格兰国王的哈德拉达落了个身首异处、葬身他国的悲惨下场,这似乎预示着威廉大公入侵不列颠也将遭到同样悲惨的下场。
但是,命运之神像母亲照顾她心爱的孩子一样眷顾着这些来自诺曼底的入侵者。哈罗德二世的军队在经过与挪威人的厮杀之后,伤亡惨重,战斗力大为减弱,实在无力抵御这些接二连三的入侵者。
击溃挪威入侵者仅仅五天,哈罗德就接到了威廉在英格兰南部登陆的消息。于是,可怜的哈罗德不得不率领他的一部分疲敝之师匆匆南下,迎战来自诺曼底的入侵者。
在英格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这位入侵者的恶意的传说。
据说,当威廉的船队登陆以后,这位英格兰的征服者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以至于他刚一下船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威廉迅速地跳起来,向他的手下大声喊道:“你们看,我的双手已经抱住了英格兰”,以掩饰自己的窘态。
入侵者休整了半个月之后,双方在英格兰南部苏塞克斯的黑斯廷斯山展开了激战,哈罗德匆匆召集的7000兵马与威廉的5000精兵厮杀了大半天,双方势均力敌。哈罗德组织起来的盾墙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它就像一道坚固的石墙,密集的弓箭和骑兵的反复冲击都不能产生任何效果,威廉的军队直到当天下午都难以取得任何进展。
黄昏时分,威廉让他的军队假装败退,引诱敌军脱离防线分散追击,威廉指挥优势的骑兵将英军分散围歼。夜幕降临的时候,英军的防线终于出现了缺口,威廉的军队占领了英军的核心阵地。
混战中,哈罗德中箭身亡,国王的旗标被任意践踏,英军终于全线崩溃。诡计、勇敢和运气使威廉赢得了这次决定他和英格兰命运的轮盘赌,而失败者哈罗德国王和他的禁卫军的英勇精神则被后人所传颂,他的名字成为不列颠不屈精神的一种象征。
1066年圣诞节,威廉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称王,于是,那个被蔑称为“私生子威廉”的诺曼底大公成了英国国王威廉一世,后人称他为“征服者威廉”。
威廉的征服并没有吊民伐罪或将上帝的福音传遍天下等崇高的理由,以至于几个世纪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还在用讽刺挖苦的语气评价这位“征服者威廉”,他说:“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背当地人民的意志而自立为英格兰国王,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个人的出身是卑贱不堪的”。
潘恩认为,威廉一世“只不过是某一伙不逞之徒中的作恶多端的魁首罢了,他那残忍的行径或出名的阴险手段为他赢得了盗匪头领的称呼:由于势力的增加和掠夺范围的扩大,他吓倒了手无寸铁的善良人民,逼得他们时常贡献财物来换取他们的安全”。
不过,最初被吓倒的并不是英格兰人民,而是征服者本人。此时还有大片国土没有被征服,生活在众多反抗者中的入侵者们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据说就在威廉加冕之际,欢呼声使教堂外的诺曼底侍卫误以为发生了骚乱,他们在惊慌之中放火烧了周围的民房。于是威廉的加冕就在一片混乱中进行,威廉本人则在惊恐之中当上了国王。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嘲笑威廉。因为,他的惊恐是完全正常的。威廉手下的诺曼人征服者相对于本地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而从第二年起,反诺曼人的起义年年不断,战火几乎烧遍了英格兰全境。威廉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反抗最激烈的北方镇压叛乱,军队所到之处村庄被烧毁,人民被屠杀殆尽,以至于十几年之后这里仍然无人居住。
经过三年的东征西讨,到1070年威廉终于镇压了所有的反叛者,结束了对英国的军事征服。但是征服者与当地土著的对立状态仍然存在,威廉下令没收了英格兰贵族的土地和财产,使他们丧失了反抗新的统治者的能力。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威廉逐步任用跟随他渡海而来的诺曼贵族。
他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引入英格兰,威廉宣称:国王是一切土地唯一的和最终的所有者,并且把这种名义上的占有变成了事实上的占有,他把全国森林和可耕地的六分之一留给自己,其余的则分给教会和自己的手下。
从威廉一世手中直接获得土地的直属封臣有1400人,这些人又将土地分封下去,这些不同等级的封臣,后人将他们统称为贵族。
但是,威廉对当地英格兰人的恐惧依然存在,他夜不能寐,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巩固王权的新方法。
英格兰南部小镇索尔兹伯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因神秘的史前遗迹巨石阵坐落在这里而闻名全世界。面对着这些重达数十吨的巨大石块,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确切地知道它们的建造者是谁,更无法知道它们的建造方法和用途,这些未解之谜给这座巨石阵加上了一层层神秘的光环和魅力。
不过,如果我们对英国历史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在这个小镇上演的一幕历史正剧恐怕比巨石阵更富吸引力。1086年8月1日,征服者威廉把英格兰所有封建主召到这个小镇,当然,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来参观神秘的巨石阵的,因为这时巨石阵还没有被发现。威廉在这里举行了一个宣誓效忠大会,强迫所有的与会贵族直接向他行臣服礼宣誓效忠。
这就是著名的“索尔兹伯里盟誓”。
历史已经过去将近一千年,我们无法想象出当时在这里发生的一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这些封臣脱帽下跪,把双手放在威廉合拢的手掌中宣誓效忠时,心里一定很不舒服。因为从这时起,他们除了要向自己的领主效忠尽义务外,还要向国王效忠,尽附庸的义务。
根据欧洲大陆封建制的传统,附庸只需要对直接赐予他土地的领主效忠,而对领主的领主则不需要效忠,用一句话讲就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从而为王权旁落、诸侯割据制造了肥沃的土壤。
威廉的这一举动将欧洲大陆的传统改为“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颇有些制度创新的味道。威廉此举虽是出于加强王权的自私目的,但这也是英格兰的客观形势使然,诺曼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很深,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只有团结一致,依靠强大的王权来保障征服者的既得利益。
这样,王权得到了加强,英格兰所有的封建主都成了威廉一世的附庸。
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作为对国王的回报,贵族们必须向国王宣誓效忠,并根据自己领地的大小,向国王缴纳税金,提供骑士及其装备。威廉一世藉此建立了一支象征国家权力的5000多人的骑士军队。英格兰的贵族阶层和贵族制度也从此形成了。
国王和贵族之间的从属关系,从一开始就带有双向契约的性质。这是一种基于权利义务关系之上的契约关系,正如12世纪末一篇法学论文的总结:“主公与臣属之间应该有一种相互的忠诚义务,除敬重之外,封臣对主公应尽的臣服并不比主公对封臣所持的领主权更多”。
虽然没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天长日久,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契约关系就变成了约定俗成。按照契约的规定,双方各自履行义务、享受自己的权力,这逐渐成为英国社会普遍认同的一种规则。这种契约关系虽然是人格化的和不平等的,但是它所包含的契约精神却是后来的《大宪章》、议会政治和习惯法体系产生的基础。
当征服者威廉在索尔兹伯里心满意足地看着他的手下向他宣誓效忠时,他恐怕没有想到,“索尔兹伯里盟誓”竟蕴育着数百年后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因子。
在迫使他的手下向他宣誓效忠的同时,一件意外的事情使威廉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1085年,丹麦国王准备入侵英格兰,几百年来维金海盗入侵的梦魇又一次缠绕着英格兰这块不幸的土地,不过这次入侵的危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丹麦人停止了他们的入侵计划。威廉认为,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他必须全面了解国家的经济情况,为征收贡赋提供精确的依据,摆脱国家和军队的财政危机。
于是,这次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规模经济调查开始了,威廉派出的调查员调查得非常仔细,他们几乎踏遍了英格兰全境的每一个城市和村庄,对所有各级封臣及自由人的土地财产、收入数额进行详细的核对与查证。
这些调查员们提出了种种问题:土地有多少?地价如何?耕犁有多少?佃户有多少?牛、羊、猪有多少头?调查之细,追查之严,无以复加,对被调查者来说犹如基督徒的末日审判一般,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调查使人感到恐惧。
当时一位编撰《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的编年史家感慨地说:“他发下来的调查表详细万分。不但一顷地一方地不能遗漏,而且我们言之为耻、他做起来却不以为耻的是,一头猪、一头牛也必须登记入册”。
调查的结果被编纂成《土地调查清册》,事无巨细的调查使幽默的英格兰人将它虐称为《末日审判书》。
1089年9月9日,鲁昂大教堂的丧钟敲响了,钟声回荡在王国的上空,征服者威廉结束了他东征西讨的一生。
这位生前使无数人感到恐惧的大人物恐怕没有想到,他刚刚咽气,他的手下,一伙肮脏龌龊的盗尸犯就迫不及待地剥去了他的衣服,还将停放他遗体的厅堂洗劫一空。在威廉运到墓地即将入土为安时,有一个人突然声称这块地皮是他的,并在众人面前要求主持公道。在付出了六十个先令后,威廉的遗体才得以入土下葬。
不过自威廉身故以后,再也没有外来的侵略者能够踏上英格兰
距英国首都伦敦120多公里的索尔兹伯里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小镇,在它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叫阿姆斯伯里,著名的史前巨石阵就坐落在这里。
据记载,公元1130年,一位神父在一次外出时,偶然发现了这座奇特的巨石阵,从此它就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英国,像这样的巨石阵有80多处,还有800多座圆形巨石圈,分布在英国不同的地区。这些巨石阵建造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100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人们已无法知道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巨石阵无疑反映了一种宗教的驱使力,因为除了宗教的力量以外,很难相信还有什么东西会使原始的不列颠人建造如此多的巨石阵。
索尔兹伯里巨石阵是这些巨石阵中最著名的一座,它的主体由几十块巨大的石柱组成,这些石柱排成几个完整的同心圆,巨石阵的外围是直径约90米的环形土沟,内侧紧挨着的是56个圆形坑。石阵中心的巨石最高的有8米,平均重量近30吨。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巨大的石块一直和神秘离奇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巨石阵的真正用途。关于巨石阵有种种推测,有人认为巨石阵是庙宇或者是古代祭祀的场所,甚至有人认为巨石阵是飞碟基地。但是,还没有一个推测得到证实。
最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这些巨石阵有天文观象的功能。这可能意味着,巨石阵的建造者们是大阳的崇拜者。
研究者认为巨石阵分3个阶段建成的,这些巨大的岩石来自南威尔士普利赛力山脉,研究人员发现,数千年前的人们,不仅能将这些坚硬的兰砂岩从山体中开凿下来,还能将原本粗糙的表面打磨得更为光滑。
把这些沉重的石块从它的产地运到索尔兹伯里有将近400公里路程,那么这些巨石是怎样从南威尔士采石场运到索尔兹伯里巨石阵的呢?它们究竟是如何建造的?研究者们还在继续推测和考证。
今天,这些巨大的石块仍然日复一日屹立地在索尔兹伯里郊外的平原上,笼罩在它身上的神秘光环继续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
西欧封建制度建立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由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建立的一种社会制度。它指的是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制度。
这种社会结构建立在土地封授的基础之上,政治权、司法权以及政治特权都随着土地分割而被分割,分散在大小各级贵族手中。因此,封建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分权而非集权。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欧封建社会为何总是处于分裂和混乱之中,以及为什么许多杰出的国王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新的“罗马帝国”却总是失败的原因了。
这与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截然不同,“封建”一词不可滥用,这个概念有着严格的界定。
西欧封建制度的共性一是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等级制,二是以劳役剥削为主的庄园制。在这个制度中,领主和附庸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分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双方不得任意违反,否则附庸可以解除对领主的效忠。此外,封臣还可以有自己的封臣,从而形成了层层分封的政治制度,上下层之间的关系是权力和义务关系,任何一方不履行其义务,都有可能导致相互间关系的破裂。
在政治上,封建就意味着分权和对王权的制约(王权的膨胀亦成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诱因)。顾准曾就骑士和领主的关系指出:“这种封建关系,并不限于“授土”的权利和“效忠”的义务这两者,还包括着上下关系的两方面都必须信守的契约。就是说,一方面,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另一方面,王侯超权索取骑士也可以反抗。这种契约关系就是英国大宪章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
国王的权力始终受到议会和法律的限制,国王对臣民的生命、人身自由和尊严以及财产不能肆意侵犯。亨利八世有一次在伦敦街头遇到了《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为了表示对莫尔的敬意,就向他脱帽致敬。虽然亨利八世最终因为宗教改革而将莫尔处以死刑,但是他始终还是很敬重莫尔的。在这方面,东西方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几个世纪后英王使臣马戈尔尼一行向乾隆祝寿时,双方竟因为礼仪之争不欢而散
威廉一世撒手西去之后,他留给他的子孙的遗产是一个庞大的、横跨英吉利海峡的盎格鲁——诺曼底二元王国。
管理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欧洲大陆,威廉的子孙不得不以附庸的身份和他们的领主——法国国王以及其他封建主艰难地打着交道。因为,他们在法国的领地并不是个小数目,论身份仅仅是个贵族,这就注定了英格兰要经常出兵,到海峡对面的那个大陆上去打仗,这笔军费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由英格兰全体贵族和臣民承担。
此时英格兰的贵族们大多是诺曼贵族,他们很愿意承担这笔赋税和军费,因为这关涉到他们在法国的地产和利益。但是,如果不幸摊上了一个草包国王,热爱战争却又屡战屡败,那么情况就不那么美妙了。
在交了一百多年好运后,这个草包国王终于出现了,他就是1199年登上王位的、被后世称为“失地王”的约翰
面对这位被称为“失地王”的约翰,我们实在难以发现他有什么君王的美德和优点。在他的兄长理查德一世还在位时,他就乘国王参加十字军东征之机多次兴风作浪,发动叛乱以谋求王位。终于,约翰交上了好运,1199年他的兄长在与法国人的战争中死去了,野心勃勃又愚蠢无能的约翰最终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王位。
不过,在与法国人的战争中约翰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
1202年,法王菲力二世以领主的身份宣布没收约翰在欧洲大陆全部领地,怒火中烧的约翰立即挑起了战争。
在米拉堡,约翰与受法王支持的、他的兄长理查德一世的外甥亚瑟在法国作战,在战斗中约翰打败并俘虏了亚瑟和两百多名贵族,不过由于约翰不可思议的愚蠢,这次胜利没有带给他任何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好处。他残酷地对待他的前王位竞争亚瑟,在一次醉酒后失去理智的愤怒中,约翰杀死了亚瑟,并将亚瑟抛尸野外,他还残酷地虐待被俘的贵族,致使其中的21人被饿死。
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大陆上贵族们的强烈义愤,他们与法王菲力二世同仇敌忾,将约翰赶回了英格兰。约翰几乎失去了在欧洲大陆上的所有领地,“失地王”的绰号由此得来。这位失地王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还连带着许多英国贵族跟着倒了霉,一块失去了在法国的大片地产。
倒霉的约翰在大陆尚无法立足,被迫长期呆在英格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使他成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英国国王,因为自征服者威廉以降,历届国王由于在欧洲大陆拥有大片领地,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欧洲大陆上度过的,英格兰只不过是王国的一个行省。现在,失地王约翰失去了他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地,只好把英格兰作为他东山再起的唯一赌本。
约翰在英格兰积极扩展军备,将贵族的领地财产视为己有,任意增加税收,完全不顾现存的封建关系的规范。据记载,约翰将兵役免除税提高了16倍,同时把贵族们对封号和领地的继承税提高了100倍,动产税增加了一倍。他发明了商税,所有进出口货物按价值的十五分之一收税。
约翰还把手伸向了教会,宗教贵族们发现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仅1209到1211年的3年间,国王就从教会掠夺了2.8万英镑。与此同时,牛、羊、小麦的价格都出现了成倍上涨。这是英格兰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通货膨胀。
整个英格兰民怨沸腾,加税、开征新税、掠夺资产,约翰的这些行动显然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国王与贵族之间那条不成文的规则。
贵族们觉得,国王这种无视法律和习俗的行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214年1月,约翰作出了进攻法国的决定,但是他手下的骑士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军队士气低落。1214年7月27日,约翰在布韦恩战役中吃了败仗,他收复失地的希望彻底成了泡影。法国战场的失败,使贵族们对这位国王彻底失望,他们再也不愿意跟着这位国王继续倒霉下去了。
1215年1月6日,贵族们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贵族们要求约翰恢复“古则有之的自由”,遭到了约翰的断然拒绝。但是这一次贵族们不再退让,他们开始拒绝向国王行效忠礼,带着愤怒和失望回到自己的领地,决心用武力捍卫自己的权利。
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稳定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英国早期的历史上,国王经常会破坏双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扩张自己的利益边界,当权利被侵犯到了不可容忍和无法调和的地步时,贵族和王权之间的战争便会成为双方重新恢复平衡的唯一办法。
而像这样的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战争在英国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一次,不过,由于它导致了《大宪章》的诞生,因而才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1215年初春,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的领导下,贵族武装起来讨伐国王。理由是:国王没有履行自己保护臣民利益的义务,却要求得到比契约规定的更多的权力。事态迅速发展,贵族们的行动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国王只好雇用外国雇佣军来守卫王宫,这使反叛者的队伍由大贵族迅速扩大到中小贵族、教士和城镇居民。
几个月后,反叛者的武装兵临伦敦城下,他们的队伍迅速地逼近国王的驻地温莎城堡。最后交锋的时刻即将到来,躲在城堡里的约翰处于众叛亲离的状态之中,他的雇佣军一哄而散。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到最后关头,约翰发现竟然只有七个骑士站在自己一边,迫不得已,约翰提出了休战的要求。
从力量对比看,贵族武装是完全有能力将国王打败,并将国王杀头,建立新王朝的。以中国人成王败寇的眼光来看,反叛者们既然造了国王的反,那么,事态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改朝换代。然而,贵族们却没有中国式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他们没有砍掉国王的脑袋而是用自己的方式熄灭了战火:契约,这一英国社会的传统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反叛者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反叛者们起事的目的在于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反对国王但并不反对王室。废除掉无能的国王很简单,但是他们却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王室继承人。反叛者们很快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制定一个纲领性文件,迫使国王在上面签字画押,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1215年6月15日,在泰晤士河畔贵族武装和国王驻地中间的兰尼米德草地,约翰和贵族代表开始了历史性的谈判。4天之后,历史性的结果出现了:作为对国王权力的约束,双方以兰顿起草的文件为基础,共同签署了一部文件。尽管约翰对这份文件充满了仇恨和无奈,但是在大军压境、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极不情愿地和25名男爵以执行人的身份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
这部文件就是《大宪章》,它本身并无新意,只不过是把从威廉一世开始的两百多年里国王和贵族约定俗成的契约关系,第一次转化为明确的法律文字。
但是,《大宪章》的出现却使英国人自“索尔兹伯里盟誓”以来的契约精神得到强化,它为以后的英国人提供了一种用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大智慧。《大宪章》虽然只有63款,但却奠定了英国宪政制度的最重要基石,并成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这恐怕是制定大宪章的男爵们始料不及的。
《大宪章》明确规定:国王在未征得贵族同意的情况下不得随意地收取贡赋;不经过同等人的合法裁决和法律的审判,国王不得逮捕和囚禁任何人;不得剥夺他们的财产,不得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也不得将他们处死。
《大宪章》同时还规定,如果国王违背他的诺言,贵族们有权拿起武器来反对国王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全体英国人都应站在反对暴政者一方。
《大宪章》中所蕴含的观念和原则是如此超前,作家柏杨曾感叹道,当明王朝发明了诏狱和廷杖时,英国却早在明王朝建立一百多年前就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
没有国民的自由,就没有国家的自由,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国家和人民都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也不会有好的命运和前途。中华帝国和日不落帝国的差距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悄悄拉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直到两个帝国迎头相撞。
《大宪章》中最为精髓的两条原则是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对臣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保障权,以及臣民与君主的契约关系中臣民对君主的反抗权。这两条原则对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保障个人财产,激发个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拥有反抗权,这使革命具有合法性,并最终改变了不合理的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大宪章》不仅仅是一个契约,它本身就是合法维权行动的标志。《大宪章》的签署确立了这样的一个原则:英国国王的权利并非是至高无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即王在法下,国王的权力不能超越法律。
《大宪章》签署的年代是13世纪初,当时的欧洲很多地方还处于城邦状态,君主政体刚刚开始在一些国家形成。然而,英国人却在此时早早就有了一部《大宪章》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这为日后英国的崛起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在约翰签订城下之盟后,虽然《大宪章》多次被国王破坏,以至于自《大宪章》首次颁布后的几个世纪之内,《大宪章》前前后后反复颁布了不下40次,但是在英国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大宪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宪章》还规定,由25名男爵监督国王履行宪章规定的各项条款,如果国王拒绝履行,他们可以联合全国人民以一切必要的手段迫使国王履行自己的承诺。高傲的国王心里的恼怒日甚一日,他狂叫着:“你们给我加上了25个太上皇!”。
在签字的那一瞬间约翰就已经打定主意,他决不会把《大宪章》付诸实施,签字只是他赢得时间的一种手段。
很快,约翰就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大宪章》被宣布为非法,内战终于爆发了。
众叛亲离的约翰只得依靠外国雇佣军,但是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国王。1216年5月,反叛者们进入了伦敦,此后整个英国没有一个人愿意给国王支付款项或服从于他,1216年10月18日,穷途末路的约翰在病中去世。
虽然约翰的一生充满着失败和倒霉,但是从他在自己生命中最后一年的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维护自己对王权的坚定信念上是成功的,因为他用死亡捍卫了自己的立场——他至死都没有接受《大宪章》。
约翰死后,他的儿子,年仅九岁的亨利继位,这就是亨利三世。年幼的国王无法独立处理国事,贵族们就设立了一个类似摄政委员会的机构——御前会议襄助幼主,掌握了朝中大权。
亨利继承了他父亲的几乎所有的缺点,后来的历史证明,亨利三世和他父亲一样,远非一个称职的君主。他为人固执多疑,气量狭小,办事缺乏判断力。他向人民征收高额赋税用于欧陆的战争开销,但是他和他无能的父亲如出一辙,除了失败之外一无所获,还赔上了在大陆所剩不多的领地。
民众的负担与日俱增,新的危机正在形成
如今的英格兰小镇牛津因为牛津大学设在这里而闻名于世,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各国观光客来这里游览,不过在他们中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小镇上曾经发生了一件在英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
1258年,亨利在牛津召开大咨议会,讨论远征西西里岛的军费问题,早已心怀不满的贵族乘机发动兵谏,国王的妹夫西蒙·德·孟福尔男爵带领七个全副武装的男爵闯入宫廷,上演了一出英国版的逼宫闹剧,迫使亨利同意召开会议签订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
根据牛津条例,国王把国家权力交给由贵族操控的十五人委员会,不经该委员会同意国王不得做出任何决定。为了原先的机构有所区别,新的十五人委员会引进了一个新的名称——Parliament。这个词出自法语,意为“商议”,后来在英语中,这个词就用来表示议会。
西蒙成为英国的实际统治者,为了得到地方骑士和城市的支持,1265年,在召开议会时西蒙除了按例邀请贵族和主教以外,也邀请骑士和城市代表参加。
不过,由于考虑不周,在一些偏远的郡,可怜的骑士或市民如果不幸入选,就得自己掏腰包去开会,这在交通不发达的中世纪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们不但要破费不说,还得忍受舟车劳顿。所以,当选后逃之夭夭的不乏其人,地方官员则有责任把他们抓住押送伦敦赴任。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议会权力之小,议员之人微言轻。不像现在的英国议员,动不动就口出狂言:“英国国会除了不能变男为女,或变女为男之外,无所不能”,根本不把可怜的英王放在眼里,区区交通问题更不用议员大人们操心了。政府早已明文规定,国会议员都有权免费搭乘火车往返于选区和伦敦之间,也就不用地方政府忙着操心议员的履职问题了。
不过话又说回头,这次会议确是英国召集的第一次议会,后人将它称之为“西蒙议会”,英国的代议制民主能有今天,西蒙功不可没。
不幸的是,西蒙虽在英国政坛叱咤一时,但是好景不长。在议会与国王的战争中,他打败并俘虏了国王父子,从此他成了国王最憎恨的人。“西蒙议会”既是他政治生命的最高点,也是他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的结束。就在这一年夏天,西蒙在与国王的较量中被砍了头,
亲手砍下他的脑袋的人就是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一世。
1272年,亨利三世驾崩,他的儿子爱德华即位,这就是爱德华一世。他比他的父亲更有政治智慧,更能愉快胜任国王这一职务。爱德华一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在政治上比较开明,重视立法,被称为“英国的查士丁尼”。
爱德华一世的另一个绰号是“威尔士的征服者”,他用武力手段迫使威尔士并入英格兰。
威尔士人在谈判时要求里一个在威尔士出生的人担任威尔士的统治者,满肚子阴谋诡计的爱德华立即痛快地答应了。可怜的威尔士人没有想到,他们又一次被爱德华玩弄于掌股之中。原来爱德华的王后早已怀有身孕,他秘密地将王后接到威尔士,待小王子出生后就向威尔士人宣布,这就是他向威尔士人许诺的威尔士亲王。
从此,英国的历任王太子都兼任威尔士亲王。
爱德华还把威尔士人的长弓引进英国,成为日后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军的利器。
在挑起了与苏格兰的战争之后,爱德华抢走了苏格兰的镇国之宝——加冕石,直到1998年,这块圣石才回到爱丁堡。不过,他最终没能把苏格兰并入英格兰。苏格兰人对他的仇恨久久不能释怀,1995年上映的电影《勇敢的心》,把他描写得阴险而丑陋。
爱德华从他父亲的颠沛流离中感到,诸侯是对王权的最大威胁。他要把西蒙用来制约王权的议会反过来作为打压诸侯势力的工具。他在位期间不断扩大市民阶层参与议会的程度,逐步使贵族在权力体系中边缘化。
1295年,爱德华一世精心策划的一次国会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广泛吸收全国各地的平民代表参加,从而使参加者涵盖贵族、教士以及骑士和市民四个阶层。它被认为是英国国会的开始,后人称之为“模范议会”。
事态的发展往往出乎策划者的意料,没过多久,骑士和市民代表参加国会成为了一项稳定的制度,国会由临时性机构转变为永久性机构,对国王的制约逐渐凸现。国会的权力日渐增加,逐步拥有了批准征税的权力和立法权,以及废黜国王的权力。
不过,由于贵族和平民在一起开会,人数渐多,双方都感到不大自在,毕竟身份不同,双方就各开各的会,这样国会就逐渐分为上下两院。英国现代宪政制度基础之一的议会在一次次的协商和改良之中完善了起来,尽管其中伴随着阴谋、战争、流血以及无数颗人头滚滚落地,但是总的来说,政治的文明程度在逐步提高。
英国议会从此被誉为“议会之母”。
这种政治实践为后世的秩序和自由奠定了基础。
希腊人的民主从来没有超出人们能够会面的范围,古代从来都没有过代议制政府这种概念,然而,代议制政府的种子却在英格兰不了被播下了。不过,这时的英格兰议会还没有“代议”的功能。
这时的欧洲大陆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还处于蒙昧状态,亚洲则处在绝对专制的皇权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直到二十世纪初还不知道权利、民主和法制为何物,而英格兰已经将这些概念付诸于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了。
不知不觉中,一个强大而先进的文明就在英格兰的土地上逐渐开始孕育,英国将注定要率先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文明世界。
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兼领爱尔兰宗主,诺曼底与阿奎丹公爵、安茹伯爵约翰,谨向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男爵,法官,森林官,执行吏,典狱官,差人,及其管家吏与忠顺的人民致候。
由于可敬的神父们,坎特伯里大主教,英格兰大教长兼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斯提芬……等贵族,及其他忠顺臣民谏议,使余等知道,为了余等自身以及余等之先人与后代灵魂的安宁,同时也为了圣教会的昌盛和王国的兴隆,上帝的意旨使余等承认下列诸端,并昭告全国:
(1)首先,余等及余等之后嗣坚决应许上帝,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关于英格兰教会所视为最重要与最必需之自由选举,在余等与诸男爵发生不睦之前曾自动地或按照己意用特许状所颁赐者,——同时经余等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所同意者——余等及余等之世代子孙当永以善意遵守。此外,余等及余等之子孙后代,同时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余等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并允许严行遵守,永矢勿渝。
(2)任何伯爵或男爵,或因军役而自余等直接领有采地之人身故时,如有已达成年之继承者,于按照旧时数额缴纳承继税后,即可享有其遗产。计伯爵继承人于缴纳一百镑后,即可享受伯爵全部遗产;男爵继承人于缴纳一百镑后,即可享受男爵全部遗产;武士继承人于最多缴纳一百先令后,即可享受全部武士封地。其他均应按照采地旧有习惯,应少交者须少交。
……
(12)除下列三项税金外,如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即(一)赎回余等身体时之赎金[指被俘时];(二)策封余等之长子为武士时之费用;(三)余等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但以一次为限。且为此三项目的征收之贡金亦务求适当。关于伦敦城之贡金,按同样规定办理。
(13)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14)凡在上述征收范围之外,余等如欲征收贡金与免役税,应用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与男爵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公意。此项诏书之送达,至少应在开会以前四十日,此外,余等仍应通过执行吏与管家吏普遍召集凡直接领有余等之土地者。召集之缘由应于诏书内载明。召集之后,前项事件应在指定日期依出席者之公意进行,不以缺席人数阻延之。
(15)自此以往,除为赎还其本人之身体,策封其长子为武士,与一度出嫁其长女以外。余等不得准许任何人向其自由人征取贡金。而为上述目的所征收之贡金数额亦务求合乎情理。
(16)不得强迫执有武士采地,或其他自由保有地之人,服额外之役。
……
(25)一切州郡,百人村,小镇市,小区——余等自己之汤沐邑在外——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
……
(35)全国应有统一之度量衡。酒类、烈性麦酒与谷物之量器,以伦敦夸尔为标准;染色布、土布,锁子甲布之宽度应以织边下之两码为标准;其他衡器亦如量器之规定。
……
(39)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40)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
(61)余等之所以作前述诸让步,在欲归荣于上帝,致国家于富强,但尤在泯除余等与诸男爵间之意见,使彼等永享太平之福,因此,余等愿再以下列保证赐予之。
诸男爵得任意从国中推选男爵二十五人,此二十五人应尽力遵守,维护,同时亦使其余人等共同遵守余等所颁赐彼等,并以本宪章所赐予之和平与特权。其方法如下:如余等或余等之法官,管家吏或任何其他臣仆,在任何方面干犯任何人之权利,或破坏任何和平条款而为上述二十五男爵中之四人发觉时,此四人可即至余等之前——如余等不在国内时,则至余等之三官前,——指出余等之错误,要求余等立即设法改正。自错误指出之四十日内,如余等,或余等不在国内时,余等之法官不顾改正此项错误,则该四人应将此事取决于其余男爵,而此二十三男爵即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其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余等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余等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等,务使此项错误终能依照彼等之意见改正而后已。但对余等及余等二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错误一经改正,彼等即应与余等复为君臣如初。……
(63)余等即以此敕令欣然而坚决昭告全国:英国教会应享自由,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后代,将如前述,自余等及余等之后嗣在任何事件与任何时期中,永远适当而和平,自由而安静,充分而全然享受上述各项自由,权剂与让与,余等与诺男爵俱已宣誓,将以忠信与善意遵守上述各条款。上列诸人及其他多人当可为证
十六世纪的英格兰,在一位女王的带领下,迅速崛起,成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一个国家。王权在这位充满智慧的女王手中,在成就国家强大的同时,自己也壮大了起来。但是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女王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和威望,在她的一生中,王权的扩张始终控制在议会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这位非凡的女王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她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好运气总是会用完的,爱德华征服威尔士之后,就不明智地使自己陷入了苏格兰的泥潭长达几十年,并最终导致了法国的卷入,从而让他的继任者创造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世界记录,这就是长达百年的英法百年战争。
1453年百年战争刚以失败告终,国内又发生了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两大贵族家族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玫瑰战争。不过请不要误解,这场战争只跟王冠有关系,战争早已让女人和爱情走开了。几十年间,充满血腥的王冠辗转于不同的脑袋之上,以至于成打的脑袋跌落在地而无人捡拾,王冠一时间成了贵族们的断头利器。
终于,王冠落到了一个叫亨利·都铎的贵族的头上,他就是亨利七世。
这一年是1485年,长达三十年的玫瑰战争使许多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在战争中遭到了灭门之灾,英国的大小贵族们在这场争夺王位的混战之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这为一个强大的专制王朝——都铎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亨利七世上台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外贸和航海,国家的钱袋很快就鼓了起来,他去世后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100多万镑的财富。亨利七世无疑具有商人的头脑,他善于理财,王室充足的收入使他摆脱了对议会的财政依赖,使专制王权政体得到了加强。
当理性的曙光还没有驱散中世纪的黑暗时,专制王权的加强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是欧洲各国从中世纪通往现代化的必要桥梁,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市场的形成要求强大的王权驱散封建势力的挑战,罗马教廷对精神世界的垄断和对世俗事务的干预需要强有力的王权的抵制和反抗。
在王权和教权的对抗中,英国崛起的种子被播下了
历史并不总是以正剧或悲剧出现在我们面前,有时它也充满令人发笑的噱头,以至于超出我们的想象。
宗教改革是一件很严肃很高尚的事情,但是,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完全不同于马丁·路德等在欧洲大陆发动的宗教改革,导致英国宗教改革的起因却一点也不高尚,它源于一个荒唐得离谱的三角恋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分别是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王后凯瑟琳,以及王后的侍女安妮·博琳。
亨利八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宗教改革者,起初他对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态度鲜明,那就是把这些“异端”送上火刑柱,以至于英格兰一时间木材奇缺,价格飞涨。他还亲自撰文抨击马丁·路德的异端邪说,教皇慷慨地授予他“信仰捍卫者”的称号,马丁·路德则将他斥之为“戴着王冠的蠢参谋长”。
使事情起了戏剧性变化的因素是女人,有时候人类的荷尔蒙是会战胜坚定的信仰的。
1527年,亨利八世声称他爱上了王后的侍女安妮·博琳,要求与王后凯瑟琳离婚,他公开的理由是王后没有给他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亨利向教皇提出申请,要求与王后离婚。他耐心地等了六年,教皇没有批准,等得不耐烦了的亨利在1533年自己宣布与王后离婚,公开与安妮结婚。在结婚典礼上,宽大的衣裙甚至无法掩盖安妮妊娠的体型。
教皇的反应是将他开除教籍,双方由亲密的战友迅速地成为公开的敌人。亨利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正式名称是安立甘教会)的最高首脑,英国的宗教改革就这样富有戏剧性地以国王的胜利而收场了。
这更像是一个三流作家写的言情小说里的情节,完全不像是一场以上帝和圣经的名义发动的宗教改革。
不过,这场闹剧式的宗教改革还搭进去了一个无辜的牺牲者,他就是《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
时任亨利八世首席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他拒绝否认教皇的最高首脑地位。亨利八世给了他几年时间让他回心转意,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1537年,不幸的莫尔爵士以叛国罪的罪名被处死刑,他的尸体被肢解,头和四肢分别被挂在伦敦的几个城门示众,此前大家都以为他会被国王赦免。莫尔爵士后来被教皇封为圣徒,据目击者回忆,莫尔在临刑前镇定自若,他甚至对刽子手说:“你要砍得准一点,免得丢人现眼”。
荒唐虽荒唐,但是这场宗教改革对历史的影响是当事人所不能完全想到的,从此以后教皇再也不能以上帝使徒的名义对英格兰的宗教和世俗事务插手干预了,英格兰的主权在这场宗教改革得到了捍卫。当然,这是以千万颗天主教徒和安立甘教会教徒的脑袋为代价的。
国王在这场运动中当上了英格兰灵俗两界的最高首脑,他不仅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的女人,也顺手把教会的财产装入了自己的腰包,成了最大的赢家。不过,以后的历史将会证明,英格兰才是最大的赢家。
伤心的王后带着玛丽公主,也就是后来的玛丽女王离开了王宫。
但是新的婚姻并没有给亨利带来好运,他的第二任王后给他生的仍然是一个公主,这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愤怒的亨利对他的新王后迅速地厌恶了起来,不久就把她赶出王宫,然后又把她送进伦敦塔囚禁至死。反正现在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了,拥有完全的婚姻自由,亨利前前后后共娶了六任王后,总算有了一个小王子爱德华。
1547年,和教皇以及女人折腾了20多年的亨利八世去见上帝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尘世间所做的事是上帝喜悦的还是上帝厌恶的,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让他进天堂,不过他有一个男性继承人这个最大的心愿已经实现了。尽管这让他的很多臣民掉了脑袋,但这些不在亨利八世的考虑范围之内,反正那不是他的脑袋。
不过,亨利八世如果在天有灵的话,有一件事他是不会高兴的,那就是他的宝贝儿子爱德华六世没当几年国王就驾崩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王后生的玛丽公主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血腥玛丽”的玛丽女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大概是童年的不幸使得玛丽的脾气变得乖张暴戾,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玛丽在位时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将她信奉新教的臣民源源不断地送上火刑柱,“血腥玛丽”从此上了史书,还顺便给今天一种伏特加混番茄汁的酒送上了现成的名字。
五年后的1558年,当玛丽女王去世之时,人们在伦敦街头载歌载舞,为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举杯祝福。
和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一样,伊丽莎白的童年同样不幸,她得不到父爱,母亲又被幽禁致死,以至于连合身的衣服都不够。稍大一点又因为信奉新教被她的天主教姐姐“血腥玛丽”投进伦敦塔,她的母亲就是死在那里的。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伊丽莎白哭泣着走进了这所令人不寒而栗的监狱。
不过,伊丽莎白当上女王后并没有她姐姐的那些坏脾气和乖张暴戾的性格,伊丽莎白女王从政后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宽容,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为现代政治文明作出了榜样。
1558年,年轻的伊丽莎白成为英格兰国王。与她的孙辈、那个被砍了头的查理一世相比,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登基的年龄都是25岁。除此之外,两人很少有共同点。
伊丽莎白统治英国长达45年之久,在她的统治之下,英格兰腥风血雨的宗教迫害消失了,工商业和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国力日盛,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兴的海上霸主,为将来的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基础。
英格兰在这个时候进入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莎士比亚、斯宾塞、培根等一批巨人。历史学家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如果没有这位女王,英国和西方世界的历史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伊丽莎白上台后面临的最棘手的国内问题就是是宗教问题,她本人是坚定的新教徒,登基后不久伊丽莎白就宣布新教为英国国教,罗马教皇庇护五世宣布把她逐出教会,废除她的王位,随后又宣布:宣布暗杀伊丽莎白不算犯罪。
但是伊丽莎白并没有报复天主教徒,她从她姐姐的恶行中已经汲取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伊丽莎白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她说:“只有一个耶稣基督,这是惟一的信仰,其余的一切争论都是小事”。她允许天主教徒在家中保持信仰,她对天主教徒唯一的“迫害”是罚款,而不是火刑柱。
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英格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基本相安无事,他们之间的仇恨逐渐消解,英格兰保持了民族的统一。这和同一时期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大陆上,各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争相把对方像野兽一样捕获,然后再心满意足地把这些“异端”送上火刑柱。在德国,宗教冲突更是导致了“三十年战争”,使这个民族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劫难中丧生,德意志的统一因此被延迟了二百多年。
后来英格兰的历史证明,伊丽莎白的宽容和智慧并不仅仅体现在她的宗教政策上,作为一个女人,她甚至把自己的婚姻也当成了谋略、算计和空手套白狼的筹码。
伊丽莎白从未结过婚,因此被后人称为“童贞女王”。在威斯敏斯特宫女王的加冕典礼上,伊丽莎白将一枚结婚戒指戴到自己的手上,表示她已经将自己嫁给了英格兰,她的加冕典礼也是她的婚礼,在这一天伊丽莎白是个新娘,她将永远不会有其他的丈夫。这枚戒指后来一直伴随着她度过了四十多年。
对于王室来说,婚姻是头等大事,涉及到国家的兴衰存亡,那么,她为什么不结婚呢?
有人认为:不幸的童年和在伦敦塔中的幽禁使她的心灵受到了巨大创伤,父王虐杀妻子在她心里也留下了阴影,加上姐姐“血腥玛丽”嫁人后的乖戾,使她对婚姻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还有人认为:伊丽莎白一生只爱过一个男人,那就是英俊潇洒的莱塞斯特伯爵,但人民的反对使她无法如愿。
事实上,伊丽莎白保持独身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她把婚姻当成了一种获取最大利益的手段。登基后的20多年中,她始终吸引着一个个求婚者,她将自己的婚姻当作英国最大的筹码和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伊丽莎白利用未婚这个条件吸引来自欧洲各个王室的求婚者,分化瓦解她和英格兰在欧洲的敌人,从中获取实实在在的政治利益和丰厚的礼品,保障英格兰的安全和自己的统治。
当时,刚刚登上王位的伊丽莎白正值青春妙龄,许多国家的国王、王子都争相向她求婚,以期得到一个王国。
第一个向伊丽莎白献上玫瑰的是她那已经死去的姐姐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以伊丽莎白对她姐姐的恶感,我们闭着眼睛也会知道这桩婚事的结果,但是伊丽莎白需要利用西班牙这个筹码,因为当时英法正在和谈,和谈的关键是苏格兰和加来港问题,伊丽莎白希望利用西班牙作为谈判的筹码,她对这桩婚事迟迟不作答复。
于是,可怜的西班牙大使只得在伦敦一天天沮丧地等下去,他向腓力二世报告说:“我成了全伦敦消息最闭塞的人”。待谈判有了眉目之后,伊丽莎白立即拒绝了腓力二世求婚。这为后来两国交恶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不幸的牺牲品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弟弟阿朗松公爵,1577年公爵出兵攻打尼德兰的新教徒时,他派人向伊丽莎白求婚。伊丽莎白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因为如果让公爵在尼德兰调转枪口同当地的新教徒联合起来共达西班牙镇压者,英国就不用出兵援助他们的新教徒教友了。
于是,一场新的爱情戏开始上演了,女王这次投下了高额赌注,她答应了公爵的求婚,但是拒绝马上举行婚礼。最后的结果是,女王成功地摆脱了在尼德兰的困境,而阿朗松公爵则不幸患病身死,鸡飞蛋打落了一场空。女王的婚姻和英格兰的外交就这样丝丝入扣地铰合在了一起。
当然,伊丽莎白女王也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她终身未婚,晚年生活孤独寂寞,伴随她的是来自英格兰和欧洲各地的各种谣言。有谣言说她有许多情人,甚至生过许多孩子;还有谣言说说她是一个怪物,有6个手指头,还是个秃头;更为离奇的谣言说她其实是个男人,或是一个半男半女的阴阳人。
不过,这些八卦消息只能吸引我们的眼球,而伊丽莎白宽容睿智的治国之道才会引起我们更大的兴趣和思考。
伊丽莎白的婚姻游戏的消极后果在她50岁以后显露了出来,她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王位继承的危机随着她的年龄渐老在逐渐酝酿着。野心家们开始蠢蠢欲动了,在他们的策划下,伊丽莎白统治的后期出现了几起重大叛乱案件。
但是即便如此,伊丽莎白也不愿意对他们痛下杀手,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才开了杀戒。
在这些案件最著名的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案。玛丽·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王位,也是伊丽莎白的表亲,如果伊丽莎白没有子女,她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玛丽美艳多才,但为人放荡,不守妇道,秽乱宫闱,以至于引起苏格兰国内普遍的不满和叛乱,玛丽被迫逃亡英格兰。
伊丽莎白可怜这位表亲的不幸遭遇,对她予以善待,但是拒绝帮助她重登王位。而玛丽却恩将仇报,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罗马教庭和一些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以及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她企图发动叛乱杀死伊丽莎白,重登苏格兰王位并继承英格兰王位。
这些阴谋被侦破后,伊丽莎白出于政治谋略上的考虑,一直没有开杀戒,把玛丽软禁了近20年。但是玛丽死不悔改,一直没有停止她的阴谋活动,这直接威胁到了英国的稳定,伊丽莎白无奈之下,在征得到玛丽的亲生儿子、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的同意之后,把她送上断头台,平息了叛乱。
处理这些叛乱案件时,伊丽莎白在开杀戒之前都要反复权衡其得失和后果,尽可能减少杀戮,避免社会的震荡,防止国内外敌手的反扑。这反映了她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宽容,女王宽大的处理方式得到了多数臣民的拥护。
伊丽莎白宽容的治国之道还泽及文学艺术,特别是她对戏剧的扶持,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就生活在伊丽莎白时期。在伊丽莎白之前,英格兰就有严格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还有血腥恐怖的“星法院”,以言犯禁者可以被处以绞死、分尸、挖出内脏等酷刑,不幸的莫尔爵士就是一个前车之鉴,但是在伊丽莎白时期我们并没有找到实施这类重刑的记录。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永恒和不朽的,今天我们在欣赏这些伟大的作品时,只会引起我们对人性以及生命的永恒价值的反思。但是在当时,这些伟大的作品却并非仅仅具有美学上的意义。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在泰晤士河南岸有一家名为“环球”的剧院,这个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通常在下午两点开戏,许多贵族包括女王本人是这家剧院的常客。有钱人可以坐在木结构包厢里,普通人坐在剧场正中的露天处。35岁的莎士比亚是这家剧院的股东、演员兼剧作家。
1601年,一伙神秘的顾客来到这家伦敦最豪华的剧院,他们开出了高价,指定剧团在某一天重新上演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这部戏剧。当演员们演到废黜国王的那一幕时,叛乱在伦敦城发生了,这就是伊丽莎白时期与玛丽·斯图亚特案齐名的埃塞克斯伯爵叛乱案。
原来,伯爵和他的同伙在策划叛乱时约定,以剧中废黜国王的那一幕作为发动叛乱的信号,可怜的演员们不幸被卷入了一场叛乱之中。但是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叛乱被平定以后,无论《理查三世》的作者还是演员和剧团,没有任何人因为撰写和演出这个戏剧受到任何惩罚,这不能不说是女王宽容施政的结果。
许多莎学研究专家认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悲剧作品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它们大多以揭露宫廷的黑幕为主题,许多君王在剧中都是反面人物,观众很容易对号入座引起联想。伊丽莎白虽然做人比较厚道,但是千万不要怀疑女王的智商,她无疑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上演时,女王就担心剧情会使观众联想到她本人,因为剧中篡夺理查三世王位的正是她的祖父亨利七世,但是伊丽莎白并没有将作者投入监狱或者禁演这部戏,她仅仅对她的大臣们埋怨说:“这部悲剧在剧场和剧院里演出40次了”。
伊丽莎白和戏剧审查官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干涉更富有喜剧色彩,《亨利四世》中的大胖子骑士福斯塔夫,莎士比亚原来给他取名为约翰·沃德卡斯特爵士,审查官大概是出于保护公民名誉权的考虑,以及防止作者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要求莎士比亚把这个姓名改一改,因为英国有一个同名的家族,于是这个名字被改成了福斯塔夫。
这样,福斯塔夫,一个英国人十分喜爱的喜剧人物就诞生了。在《亨利五世》中他死了,女王觉得十分惋惜,于是下令莎士比亚让这个快乐的老流氓复活并恋爱,莎士比亚就写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部戏,以满足女王和广大莎迷的心愿。
如果莎士比亚能够未卜先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庆幸,因为如果他不幸晚生几十年的话,不幸碰上了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些伟大的作品就很难说了,因为克伦威尔掌权后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伦敦一切剧场。在那个砍头好比风吹帽的年头,连查理一世的头都被砍了下来,莎士比亚那颗伟大的脑袋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1601年,莎士比亚的新剧《哈姆雷特》在伦敦上演,“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当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舞台上说出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时,舞台下就坐着伊丽莎白这位意志坚定、掌握了无上权势的女王。她对戏剧的开明态度也体现在处理国家事务中,这为英国带来了一个相对宽容的发展时期
早在伊丽莎白当政之初,从欧洲大陆就不断地传来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家探险成功发财致富的消息。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重要。作为一个岛国,英国人似乎天然地比别人更懂得这个道理。
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地方距离海洋都不超过120公里,在历史的大机遇面前,英国所拥有的这一巨大的地缘优势逐渐显露。伊丽莎白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她很快地成为英国海外贸易的积极支持者和直接参与者。
伊丽莎白不仅授权商人组织贸易公司,发展海外贸易,还亲自出资入股,向他们颁发皇家特许状,授予这些商人和冒险家种种在海外伤天害理的特权,以从中抽取红利,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时的产物。
在这些伦敦商人精明的算计和大胆的海外冒险中,英格兰一步步走上了通向日不落帝国的不归之路。
伊丽莎白的苦心很快就有了结果。
1580年,德雷克先生完成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回来后这位冒险家就分给了女王16.3万英镑的红利。不过,这给了这位出身高贵的女王一个不雅的、充满血腥恐怖的绰号:“海盗女王”,因为当时的海外贸易、航海探险是和海盗抢劫分不开的,商船同时也是战舰。对到海外发财的英国人来说,政府成了合法的黑社会,皇家海军就是有执照的合法海盗。
就拿那次给女王带来16.3万英镑红利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环球航行来说吧,由于发财心切过甚的麦哲伦因为抢劫土人财富而被杀死在航行途中,著名的海盗头子、英格兰人德雷克就抢了这个头彩,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活着完成环球航行的航海家。而且顺手把这次环球航行变成了一次著名的环球抢劫。
德雷克先生的环球航行可谓海盗史上的经典之作,他驾着帆船一边探险一边大肆杀人越货,反正被他抢的西班牙人也好、葡萄牙人也好,他们的钱财不是抢来的就是骗来的不义之财,德雷克先生抢得可谓理直气壮,丝毫不需要有愧疚之情和罪恶感。西、葡两国的商船航线太长,分布的区域太广,他们的海军根本无力全面保护,这就便宜了那帮英国佬。
这次环球大抢劫可谓硕果累累(如果放在今天就是震惊全球的连环恐怖大劫案,恐怕连恐怖大亨本·拉登先生也要甘拜下风,自叹不如了),据后世最谨慎的估计,这次著名的抢劫掠夺的财物大约有50万镑,三分之一落入了我们这位大股东伊丽莎白女王的腰包。
伊丽莎白女士一点也不觉得这笔不义之财烫手,她对其中的五颗绿宝石爱不释手,把它们镶嵌在自己的王冠上,根本就不担心法律和上帝的惩罚。
当那些海盗船满载赃物回到英格兰时,大股东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来到了德雷克先生的船上,慷慨地授予他骑士称号。这次远航激起了英国人发财的勇气和信心,于是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加入到海外掠夺和贸易的行列中。
笔者写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就是这么一伙土匪、海盗和骗子手,他们驾着帆船到全世界来抢劫行骗、杀人越货,不知道有多少第三世界的人民因此家破人亡。我们的一些历史著作和专家学者还对他们礼赞有加,好像他们都是一些品德高尚的好人,悲夫!
再来谈谈我们这位出身高贵的女王入伙参加的另一项远远称不上高尚的事业吧,这就是罪恶累累、血迹斑斑的奴隶贸易。最近就连英国人也在批评自己的老祖先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从事的奴隶贸易,他们认为这个失策严重地影响了英国的发展。
1562年,英格兰加入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贩卖活动,最早是海盗德雷克先生的表哥约翰·霍金斯开始了这项高赢利的贩奴活动。他从非洲低价获得奴隶,然后将他们运到西印度西班牙的奴隶市场上出卖。
仁慈的伊丽莎白女王一开始责备霍金斯,认为参加这样的贸易不道德,但当霍金斯向女王显示他这项“事业”的高额利润后,伊丽莎白很快就改变了她的立场。她不但包庇霍金斯的贸易,而且直接入股从中得利,甚至为他提供船只和人员,并且还授予他爵士头衔。
霍金斯先生开创的这条奴隶贸易航线,他本人也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贩奴三角贸易”的开山鼻祖。
英国人评价说,伊丽莎白女王对霍金斯贩卖奴隶的支持为这个贸易提供了皇家的认可,它使这个贸易合法化,从而使更多的英国商人参加了进去。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和美国的托玛斯·杰弗逊一同受到批评:尽管她在道义上认为这个贸易是不合法的,但她仍然直接从奴隶买卖中得利。
虽然伊丽莎白对海上抢劫和人口贩卖这项新兴的事业给予他的臣民以皇家的支持,但是作为海上种种伤天害理事业的新的竞争者,英格兰的加入,显然侵犯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的利益。
英国海盗显然比他们的西班牙同行技高一筹,在一次次的相互掠夺和冲突之后,双方对海洋的争夺逐渐升级,终于酿就了1588年的海上一战。直接的借口就是1587年的玛丽·斯图亚特之死,当然,这个借口是伊丽莎白为她的对手西班牙精心制造出来的,因为女王也需要这场战争。这样,不幸的玛丽就成了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决定以玛丽之死为借口入侵英格兰,以此来击退英格兰在欧洲大陆和海外殖民地对西班牙的挑战。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海战成为英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伊丽莎白的舰队司令和他的副手、著名的海盗德雷克先生,指挥着90艘英国战舰,迎击准备入侵英格兰的西班牙舰队。
也是上帝保佑英格兰,倒霉的西班牙人一直没有得到对他们有利的风向。经过几天的激战,英国皇家舰队在没有损失一艘战舰的情况下,战胜了这支由130艘战船、8000名水手和2万名士兵组成的无敌舰队。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这支舰队一直是西班牙海上霸权的标志,而现在,这支舰队损失了一半实力。
1588年9月的一场大风暴使伊丽莎白的海军将领们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了海战的决定性胜利。这次令世人刮目的以少胜多的胜利,是英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向欧洲大陆发出的声音。海战胜利带来的信心和对世界的正确判断成就了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在国家崛起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虽然西班牙在这一年的海战中损失惨重,但是1589年西班牙还是击败了一个更大的英格兰反击舰队。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604年,双方打了个平手,不论在海上还是在陆上,英格兰并未能占上风。在国家崛起的道路上,英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伦敦城的面积在伊丽莎白时代扩大了一倍,1600年时人口已经超过20万,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贯穿伦敦的泰晤士河北岸,集中了城市的建筑;南岸则有各种剧院,这座城市成了英国崛起的见证。
英国海外殖民事业在这个时期也开始起步了,1584年,英国航海家沃尔特·雷利开辟了英国在北美洲的第一块殖民地,并将它取名为“弗吉尼亚”,以表示对深受他们爱戴的“童贞女王”的敬意。
即使是伊丽莎白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女王的谋略,他们对女王有这样的评价:“这只凶狠的老母鸡一动不动地蹲着,孵育着英吉利民族;这是民族初生的力量,在她的卵翼下,快速地变成熟、变统一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智慧为英国赢得了统一,也赢得了发展的时间。英国得以一步一步地改变着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一个新的大国开始崭露头角。
伊丽莎白女王的智慧和宽容,为英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她将英国社会带入了早期的辉煌。
但是在辉煌的背后,问题已经出现了:一方面,女王的统治加强了专制王权,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几个世纪来不断颁布的《大宪章》没有再被颁布过;另一方面,随着海洋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工商贸易者日益壮大,对自身权力的主张使他们必将形成对王权的挑战,双方博弈的结果对英国的崛起至关重要。
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一世与世长辞,王位传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都铎王朝被斯图亚特王朝取代。由于与西班牙的连年战争以及入侵爱尔兰,她给她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个问题成堆、负债累累的政府。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起源于一次海盗行动。
1587年,德雷克奉命率领英国海军袭击西班牙船队,在海战中俘获了一艘属于西班牙国王的商船“圣菲立普”号,截获了许多记载有关东印度贸易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促使伦敦的商人在1600年组成了东印度公司。
当年伊丽莎白女王向东印度公司颁发了一张特许状,授予它15年东方贸易的专利权。
16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在印度建立商馆。起初由于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公司主要利用经济手段渗人印度。
17世纪期间,东印度公司对莫卧儿帝国主要采取派遣使节团、送礼、贿赂等手段,取得了在印度建立商站经商的权利,以后又得到了很低的关税,到了最后甚至完全免税,只需每年向莫卧儿王朝纳贡。英国人赋予印度当地商人以在英国旗帜下不支付国内关税进行自主贸易的权利,从而使当地商人集团和高利贷集团争相投入东印度公司的怀抱,它们后来成为英国殖民者的帮凶。
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免除各种捐税,在商站周围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买办集团,通过他们来剥削印度广大的小手工业者群众。公司以租用村落来建立商站的方式获得土地,然后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商站变成堡垒。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9年续领特许状时,取得了5项特权:掠地铸币、筑城养兵、缔结盟约、宣战媾和、审理刑事民事案件。后来,东印度公司的中心从西海岸转移到孟加拉。在这个时期内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主要是为建立政权准备条件。
1765年东印度公司取得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的收税权,主宰了孟加拉。公司直接掌握了财政和军权,间接掌握了行政权。经过100多年的蚕食,东印度公司成了事实上的印度政府和英国的殖民机构。
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起到它在印度获得统治权时(1757年),有一段早期殖民掠夺史。这段历史在年代上属于印度中世纪末期,但它的时代性质则属于殖民统治的早期。1702~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贸易、直接掠夺等方式对印度进行殖民掠夺和剥削。19世纪中叶,田赋收入约占东印度公司总收入的2/3。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工业资本家力图控制印度,使英工业品畅销印度各地。因此,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是英国在印度扩张领土最突出的时期。到1818年,除旁遮普和信德外,英国已经控制整个印度,印度成了英属印度帝国。
1818年后,殖民统治基本上处于巩固政权时期,但是也有过两起兼并高潮。这些兼并引起了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
这次大起义后,英国结束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颁布诏书,宣布成立英印政府,开始了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的时期。
英国东印度公司起源于海盗抢劫,发家于欺诈和国际倒卖,壮大于殖民掠夺,最后被印度民族起义的烈火送入了历史。
不让我说话,别的人还能指望有什么公道啊!
1649年1月30日,伦敦迎来了一个晴朗寒冷的冬日,上千名伦敦市民怀着愤怒和兴奋的心情,围聚在王宫内的白厅广场上,等待观看一场断头的刑罚。
这一天要被送上断头台的,就是英国历史上那位因被砍头而载入史册的国王,倒霉的查理一世,他因为这次著名的砍头被后世尊谥为“殉难者”。几天前,他被议会以“暴君、杀人犯、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的罪名被判砍头,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砍头只是手起斧落、一刹那间的事情,不过,导致查理一世先生被砍头的原因则要追溯到本世纪初。
1603年,晚年被称为“凶狠的老母鸡”的伊丽莎白一世撒手西去了,她的逝世不仅结束了一个王朝,也结束了君主专制的巅峰时期。
精明强干的伊丽莎白的统治,提高了英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不过她的政治智慧也强化了专制王权。而且,伊丽莎白也給她的继任者留下了难以解决的财政和宗教问题。
后伊丽莎白时代是一个考验国君智慧和统制国家能力的最佳时代,这个舞台不接受拙劣的演员。
接替伊丽莎白女王王位的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他即位后改称詹姆士一世,成为英伦三岛四个地区的第一个国王,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在走马上任之前,詹姆士已经在苏格兰当了35年国王,他了解苏格兰胜于英格兰,这就注定了詹姆士不能解决潜在的种种棘手问题。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帝给英国人送去了一个没有雄才大略的国王,这对处在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英格兰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幸。
我们的国王受过良好的教育,记忆力强,热爱学术,年轻时还写过诗,是一位学者型国王。他还擅长写论文,在著名的《国王的天赋能力》和《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律》两篇论文中,詹姆士根据“苏格兰的习惯”认为,国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不受人间法律的制约,而议会的权力来自于国王。
这使我们这位人品端庄的国王与议会的关系处于长期的紧张和对抗之中,虽然他并不像他的下一个世纪的同行、因制造“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句名言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将“君权神授”观念付诸于实践,去实行绝对的君主专制。
但是,不幸的是,滔天的洪水还是在詹姆士死后席卷了整个英格兰。虽然他幸运地在灾难爆发之前退出了历史舞台,前往永恒的天国与仁慈的上帝讨论“君权神授”的问题,而把所有的隐患和可怕的灾难以及那顶诱人的王冠一起传给了他的宝贝儿子查理,外加60万英镑的债务。
1625年,被后世称为“殉难者”的查理一世登上了王位,年轻的国王远不及他的父亲明智,却和他的父亲一样固执——他是一个坚定的“君权神授”主义者。啊,对了,我们这位国王说话有点口吃,做事优柔寡断,实在不像一位有着君权神授的坚定信念、乾纲独断的君王。
他将君权神授理念付诸于政治实践中,从而将他和英格兰卷入了一场浩劫之中,而且,这场浩劫在他被砍了头之后还肆虐了几十年。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转型犹如国家这条大船穿过“历史三峡”,过程惊涛骇浪,其后海阔天空。这时的英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王作为国家这条大船的船长,其个人能力和为政之道对于国家能否安全地穿过“历史三峡”至关重要。
不幸的是,查理一世船长不仅船技平平,而且还和他的大副——议会屡有冲突,英格兰这条大船就凶多吉少了。
这时距离著名的《大宪章》颁布已经过去了400多年了。
400多年中,英格兰的土地上经历了一次次王朝更替,先后有17位国王统治过这个国家。在一代代国王的统治下,英格兰君主制度逐渐发展成为君主专制制度,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手上达到了顶峰,在英国国家的统一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不过,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在王权壮大的同时,议会作为贵族、主教和乡绅的代表,也发展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唯一可以和国王抗衡的力量。
在英国早期的历史上,“议会”的最初含义并不是一个机构,而是指一种机会——贵族和国王在大议事会上交谈或谈判的机会。从议事会议演变成一个机构后,议会在早期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权力,只是替国王向各地摊派捐税和处理贵族土地问题。
但是在1215年《大宪章》颁布之后,这种情况在其后的几百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议会的权力和影响开始增大,从控制征税权开始,议会逐步控制了国家的财政,在国家事务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王权和议会这两种力量此消彼长,到了查理一世时期,力量的天平已经逐渐向议会一方倾斜了。查理一世先生私德无亏,但是一个人要和形势以及历史大势对抗,即使贵为国王也只能注定以悲剧收场。于是,一场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搏弈,在新的形势下展开了。
双方第一次重要的博弈是在1625年6月间正式上演,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查理上台之初,导火索则是税收问题。
查理一世上台后,很快就面临着棘手的财政危机,危机的原因是英国与西班牙、法国这两个天主教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宗教战争。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对付两个强大的对手需要庞大的军费来支持这场战争,而军费全都要国王自己掏腰包。因为当时的政府和王室合为一体,除了王室自己的开支外,国王还必须为王国一切事务买单。
那么,查理一世从哪里获得这些费用呢?
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的惯例就是“国王靠自己过活”。国王的主要收入来自王室领地收入、法庭罚金、城市交纳的税收等等。在英国,国王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税收。所以,查理一世想要获得战争经费,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税收。
不幸的是,由于有《大宪章》和议会的制约,查理一世在收税这件事上是不能随心所欲的。
在1625年6月召开的议会上,议会没有批准查理一世因为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事而征税的要求,而且还废除了国王可以终身征收关税的特权,宣布查理一世只可以征收一年的关税。年满之后每年必须经过议会表决同意,方可继续征收。
沐浴在伊丽莎白女王耀眼成就和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查理一世感到非常恼怒。
查理一世坚定地认为:国王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因此,除了上帝他不对任何人负责,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查理一世在一个新的时代死守不合时宜的君权神授的教条,这是他一生中最明确的信念。
以后的历史证明,他为自己过时的观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愤怒的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自行向商人征收新税,向乡绅强制性贷款,但是议会反对派暗中活动,领导民众的抗捐抗税。于是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最激烈的较量,在英国历史中又一次开始上演。查理一世不幸成为这场较量中的的主角。
1628年,在对抗中处于下风的、财政枯竭的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
鉴于查理此前的作为,所以这次议会一召开,就递交给国王一份《权利请愿书》,表示:愿意为国王筹集军费,但是这必须以国王承认议会的传统权力为前提。
《权利请愿书》重申《大宪章》原则,要求国王不经法律审判不得关押臣民,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开征新税,任何人未被法庭判决有罪,国王不得剥夺他们的财产。
议会开出了35万英镑的价码,换取国王批准《权利请愿书》。债台高筑、急需用钱的查理一世接受了这份《权利请愿书》。
但是,到了第二年,国王可能觉得这个价码太低,他开始反悔了。国王和议会的冲突一下变得白热化,议会当即号召民众不要再向国王交税。查理一世觉得向议会这只铁公鸡要钱越来越困难,作为回应,他派传令兵强行解散议会。
在匆忙之中,下院议员们的应对之策是将会议厅大门反锁,把议长按在座位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任何企图改变国家的宗教信仰或不经过议会同意擅自征税的人,都是国家的敌人,应该被全民族所打倒。然后,议会就被查理一世解散。
议会在英格兰已经召开了三个多世纪,却在查理一世时期被解散了。当时英格兰没有常备军,也没有有组织的警察队伍,由自由民组成的民警和民军是国家可以依靠的唯一强制性力量。
传统上,国王的统治要依靠臣民的忠诚和议会的配合来进行。
现在,议会被解散了,可怜的查理只好强打精神亲自出马,乾纲独断,依靠专制王权统治英格兰。
当然,没有了议会对坚持君权神授的查理来说并非没有一点好处,他现在可以想方设法地增加税收、制造各种收取罚金的借口,他还将各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加以垄断,然后靠出卖专利权来发财,这在和平时期对于应付王室开支是足够了。
历史上将这十一年的统治称为“残酷统治”时期,高额的税负和宗教迫害使国内老百姓怨声载道。
不过,在长达11年的无议会时期里,英格兰人并没有忘记几个世纪以来的那条规则,那就是:“王在法下”。
就在无议会期间,英国发生了一件著名的诉讼案,从而带来了一个宪政问题,即“王在法下”的问题。
1635年,查理一世在全国开征了一种新税“船税”。对于这种没有经过议会批准就开征的新税,一位叫约翰·汉普顿乡绅依据《大宪章》率先提出拒付船税,这一举动引起了全英格兰的关注。
案件被提交到财务署进行审理,汉普顿的辩护律师宣称:“为保障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王的特权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到法律的限制”。真是时势造英雄,一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汉普顿先生成了一个反对国王专权的英雄。
反对王权的本质是反对专制,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须的政治基础。后来的历史证明,英国人只花了很少的学费就学到了这一点,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少。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口袋里没几个钱的查理不幸卷入了一场战争。
本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查理很有可能像他那走运的父亲一样,把危机转嫁给他的继承者,自己得以善终。不过,这也怨不得别人,因为这场战争是查理自己不明智地挑起来的,他因为宗教问题使自己和苏格兰陷入了一场宗教战争。
1639年,穷困潦倒的查理打不下去了,他被迫向苏格兰求和,双方暂时停战。不过,这并不符合我们这位高傲的国王的性格,以及他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他要继续打下去。
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最终导致了他被砍了头。
1640年,完全靠强制手段搜刮钱财的查理走投无路了。
为了迫使苏格兰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他要继续打下去,但是这位倒霉的国王去哪里弄到足够的钱再启战端呢?走投无路的查理一世被迫饮鸩止渴,召开被解散11年的议会,讨论征税筹集军费的问题。
结果,议会刚一召开就要求国王取消近年来的暴政,否则议会拒绝讨论征税问题。查理让愤怒驾驭了自己的理智,他又一次解散了议会。这届议会被称为“短期议会”,因为它只存在了三个星期。
不过,危机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与苏格兰的战争继续进行。不名一文的查理再也掏不出钱来支撑这场战争,他的军队面临兵变,而不甘罢休的苏格兰人也在一边虎视眈眈地等着他支付战争赔偿。不幸的查理甚至借不到一个便士。
绝望的查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被迫宣布重新选举议会,在这一年的11月议会再一次召开了,这次议会存在了近20年,被称为“长期议会”,被后人视为革命开始的标志。
不过,这届议会并没有买查理的帐,议会召开后立即对查理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清算。议会首先迫使查理逮捕了他的得力助手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大主教,然后又以叛国罪判处斯特拉福德伯爵死刑。
1641年5月12日,斯特拉福德伯爵在愤怒的20万名伦敦市民的围观之下被砍掉了脑袋,这是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被砍掉的第一颗脑袋,斯特拉福德伯爵成了这场内战中第一个不幸的牺牲品,查理一世的统治就这样开始落下帷幕。
随后,议会又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重申一切税收都必须经过议会批准,并通过《三年法案》,规定议会必须定期召开以及国王无权解散议会。
虽然查理一世作出了这么多让步,但是议会里面的一部分希望对王权作进一步限制,1641年11月,议会通过了这些议员提交的《大抗议书》。查理一世决心不再让步,他要用武力捍卫国王的尊严。
每一个去伦敦的外国游客都会对这里众多的古老建筑和传统仪式留下深刻印象。不过,这些传统仪式后面的故事就鲜为人知了。
坐落于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宫是英国议会所在地,每年英国国王(女王)去议会去致词时都要举行一个独特的仪式,至今已经延续了300多年。
当英王来到上院后,派遣一名手持黑杖的信使去这座大厦另一端的下院会场,通知下院的议员到上院听取英王的讲话。但是当信使走到下院附近时,下院的警卫立即锁上大门,不让信使进入,这时信使用黑杖在下院大门的铜环上连敲三下,要求进门。
在下院议长表示同意后,警卫打开大门让信使进来。信使进入下院后向议长深深鞠躬,传达英王旨意。然后,议长起身带领下院议员鱼贯走入上院。
这一犹如演戏般的、使不明就里的人感到可笑的仪式起源于1642年英国历史上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它使国王与议会的冲突达到了顶点。
1642年1月,查理一世亲自出马,带着他的手下闯进下院,以叛国罪的罪名要抓捕与他对抗的5名反对派议员领袖。但议长针锋相对,慷慨陈词,说他只听从议会的指令,断然拒绝交出这5名议员。查理一世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地离开下院。议员们在议会会场高喊:“特权!”、“特权!”,以抗议查理一世的粗暴行为。
此后,为纪念这次胜利,下院的这一仪式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不过现在已完全变成一种仪式。
然后,不甘失败的国王前往伦敦,准备搜捕这五名议员。但是令查理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弹,伦敦市民自动地武装起来保护这些议员。查理一世发现他在首都已经失去了支持,就离开伦敦撤向北方。内战从此拉开了序幕。
武装冲突在1642年的8月22日终于到来。这一天查理在诺丁汉升起了王旗,他坚定地指称议会造反,背叛了国王,必须予以讨伐。于是,持续6年的英国内战爆发了。
战争之初,国王的军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之后,便遇到了来自奥利弗·克伦威尔所率领的“新模范军”的有力抵抗。与此同时,“自由”成为议会阵营号召民众的口号,议会的军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国王的支持者几乎都是英国国教的坚定拥护者,而议会的支持者则主要是清教徒。这场战争几乎是一场宗教战争,但是,战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宗教,而是国家主权由谁来控制的问题,是国王还是议会?随着战事的发展,答案很快就出来了。议会军在马斯顿荒原和纳西比荒原两次打败王军,国王的军队被彻底击败,吃了败仗的查理一世上天无门,只好向参战的苏格兰军队寻求庇护。
不过,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17世纪中叶发生在英格兰的那场史无前例的砍头运动,我们就会发现,这其中实在难以找到可以让我们拍手称快的地方。因为,在这场运动前后,大约有20多万人被夺去了生命,而当时全国人口总共只有450万。
当倒霉的、穷得连军饷都发不出来的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这个来自民间的枭雄,以及他的充满革命热情的军队打得落荒而逃之后,他的厄运还没有结束。
1646年,英国议会与苏格兰议会经长期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了一笔交易,英格兰以40万英镑的价码,从苏格兰人手中得到了吃了败仗的查理一世。国王成了这场交易的牺牲品,缺乏幽默感的国王只得自我解嘲地说:“我是被卖出和买进的。”
在内战中壮大起来的军队逐渐在国家的政治角力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克伦威尔先生的威望和权势也随着他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如日中天。对英国人民和国王来说,这决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下院提出审判国王的议案被上院否决后,受军队和民众影响的下院干脆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人民是一切公正权力的源泉,人民选举的代表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下院宣布或制定的任何法案都具有法律效力,所有人都不得违背,即使这些法案没有得到国王或上院的批准。”从而架空了上院,为审判国王铺平了道路。
当时,工商阶层要求处死查理一世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这个国王除了会刮地皮收税之外,别的什么也不会;被压迫的平民阶层也要求处死查理一世,他们有的是愤怒的民意;王室穷得叮当响,又刚刚吃了败仗,根本没有发言权。这对这个可怜的俘虏而言是不公道的,而不久前,他还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尊贵的国王。
不过,克伦威尔先生和下院议长布雷德肖先生需要的并不是公正的审判,而是要尽快地砍下这个家伙的脑袋,否则他们的安全和利益就难以保障,况且,他们也需要砍下这颗脑袋以满足狂热和愤怒的民众对鲜血和杀戮的嗜求。
但是,将国王付诸审判的动议在议会中却迟迟不能通过,等得不耐烦了的军队决定亲自出马,1648年12月6日,军队在一个鲁莽大胆的军官普莱德上校的率领下,将议会中的长老派议员驱逐出议会,普莱德先生就下一个小学教师惩罚迟到的学生一样,他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堵住议会的大门,宣布凡是名单上的长老派议员都不允许进去。
这就是著名的“普莱德清洗”。
议会在经过军队对议会的清洗之后,这个“残缺议会”终于通过了审判国王的议案。顺便开了军人干政的恶劣先例,为克伦威尔独裁埋下了伏笔。在这个匆忙组成的荒唐可笑的法庭上,查理对自己作了无懈可击的辩护,在审判中,自始至终有一半的法官缺席。
这场闹剧的最后一幕是,死刑执行书上还有几个签名是被强迫签上的。然后,这场毫无程序正义可言的审判国王的闹剧就这样匆匆收场了。
1648年12月,当查理一世被囚禁在温莎城堡是,还感叹仆人的礼数不周,他说:“还有什么比藐视一个国王的权威更可悲的呢?”不过,他可能没有想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面。当死刑判决下来后,查理一世只能很轻柔地向最高法庭庭长布雷德肖先生说:“先生,判决,我说,先生,我要……不让我说话,别的人还能指望有什么公道啊?”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发生在1649年1月30日这天详细的历史记录吧,据史书记载,这一天天气晴朗,寒风瑟瑟,上千名伦敦市民早早就围聚在白厅广场,等待着看这场史无前例的砍国王脑袋的表演。
但是,查理在这一天的表现使这场革命的狂欢以法庭上的闹剧开始,而以悲剧收场。
就在不远处的一个房间里,查理在为他生命的谢幕做着最后的准备,此时房间里只剩下查理·斯图亚特一个人了。不过,看到不远处有那么多的人在等待着他的出场,这让他又找回了一点失落很久的身为人主的感觉。
在冬日温暖的阳光里,查理与他两个幼小的孩子泣别之后,开始独自向上帝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做完最后的祈祷,这个被命运完全抛弃了的不幸的国王,整理了一下仪容,穿上了两件衬衣,这样就不会因为冷得发抖而让围观的人误以为他是在害怕,这样他就可以用自己的沉着表现出国王应有的气度和威严。
由于查理不承认法庭有审判他的权威,在断头台的周围,行刑者们设置了一些钩子和钉子,准备一旦国王有所反抗,这些东西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然而,查理一世并不想把自己的尊严牺牲在这种徒劳的挣扎上。国王的尊严不允许他有这样的举动,毕竟,查理至死都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国王。在和随行的主教做祷告时,查理说,他将从一个暂时的王座前往一个永恒的王座,在那里权力不会受到人世间的那种侵害和骚扰。
然后,查理把自己的圣乔治勋章移交到了主教手中,他对断头台上的众人说道:
“我的愿望——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们能够宽恕将吾送至此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的声音并不属于他们自己。同时,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享受作为一个英国国民所能享受到的自由,但愿这不是奢求。宽恕是君王的特权,现在——我将它留给了你们。”
不过,人群中发出一阵阵的喧哗声。
查理说,他饶恕那些将他置于死地的人。他希望这些人能够悔过自新。查理继续说,臣民和君主的地位根本不同,民众的幸福并不在于参与统治国家。在行刑台上,有人不小心碰了一下那把斧子,查理回头请他们别碰坏斧子,否则这会让他在受刑时遭受更大的痛苦。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查理看见刽子手正在拨弄着手里的钩子和钉子,以防止他最后的反抗,查理缓缓地对刽子手说道:
“这位兄弟,希望你能够明白你右手中的东西并不会发挥它的效力。我有一个请求,只请你在吾伏下之后暂缓动手,我将默祷片刻。完后,我必将双手伸出,此时便是你用斧的时候。”
刽子手答道:“是的,我会遵从您的吩咐,陛下”。然后,查理松开握着的左手,戴上丝织睡帽,将自己的长发拢了进去,随后缓缓地俯下身去,将头放在砧板上。
查理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请你动作务必干净利落”,说完,他便不再看刽子手一眼。
沉寂片刻,国王伸出了他的双手,向刽子手发出了信号。
于是,刽子手挥起斧头,干脆利落地砍下了国王的头。他像一个落入异教徒之手的殉难的圣徒一样,从容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查理一世怀着对上帝的虔诚和某种高贵的自怜死去,他最后的表现让后人不胜唏嘘。
平心而论,查理一世是一个模范的丈夫,优秀的父亲。他在最后的关头也不曾乞求。他的君权神授的观念使得他无比坚强,他认为只有以身殉教方能上报天父,下不负臣民。
我们即使在今天读到记载查理殉难的这些情节时,也不能不对他的遭遇产生深深的悲悯之情。
查理的头被砍下来之后,一个少年举起查理的头颅,说:“看!这就是叛国者的脑袋!”。一位目击的教士后来用悲愤和仇恨的心情写道,这个少年像魔鬼一样举起了我们高贵的国王的头颅,下面发出了一阵粗野的狂叫,就像地狱里的恶魔一般。
看来,古今中外的老百姓都有这种闲着看砍头的嗜好,英国人这种兴高采烈的这种狂欢心情其实我们并不陌生。这种情况只和人的动物本能有关,而无关政治立场。
在十七世纪的这场最大的杀人游戏和紧接着下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我们不难发现,要做一个充满正义感的革命群众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你跟着大多数人上街喊口号就行了,最多再加上几场游戏般的街垒战斗。
国王被处死的消息在英国国内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总的来讲,克伦威尔先生手握重兵,强迫议会将国王处死的举动是不得民心的。
劳伦斯·厄恰德在《英格兰历史》中写道,尽管从一些士兵中发出了一阵阵欢呼声,因为这些士兵自始至终一直与国王对抗到最后。但是,当国王的头被高高挂起时,人群中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声。不久之后,从掌权的保皇派和长老教会的牧师中爆发了抗议的狂潮。在普通的民众中,也广泛散布着震惊和愤慨。
厄恰德写道:“当他的死讯在整个王国流传时,很多怀孕的妇女流产了,许多男男女女因心悸而病倒了,有些人忧郁地昏厥过去,还有些突然惊慌失措,猝死过去”。
一位后世的英国历史学家说,当时英格兰的这种做法,就如同丛林里的一群鹿抓住并弄死了一只老虎,超越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政治观念。消息很快传开,给欧洲的每个宫廷都带来了恐慌,舆论一片哗然。这使英国的国家威望降到了最低。
也许这就是这位国王悲剧的根源:他过于专注国王的权力,以至于过分地侵犯了贵族和民众的权利,从而丧失了国王的宝座和自己的头颅。但是,这场悲剧英国人民也有责任,他们在这次革命中还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政治智慧,以应对这千古未有之变局。
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很快就学会了。
在这些昂贵的政治试错实验中,英国人民为我们贡献出了一个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适规范,即在政治斗争中应该努力实现零伤亡,革命能不流血就不流血。因为有史以来,人类各个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始终是存在的,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暴力革命,无疑是所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策略中最不经济的一个策略,社会将以自身发展的停滞和倒退为这种策略买单。
不过,要避免这种最不经济的策略的出现不是博弈中某一方的事情,而是双方的事情,它的精髓是妥协而不是暴力对抗,双方必须做出让步,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民主的精义就是灰色的妥协,我们在随后的历史中就会看到这种灰色的妥协。
若非如此,从专制中走出来的就不是民主,而是一场新的专制
奥利弗?克伦威尔并非名门之后,他家境平平,出身于英格兰亨廷登郡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在剑桥大学上过两年学,成了一名清教徒。
离开学校后他回到家乡,靠种田和收租过日子。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这时的克伦威尔先生一点都不像一个英雄人物,整天忙于养家糊口,应付家里面的十几张嘴。虽然他在1628年和1640年两次当选下议院议员,不过此时克伦威尔先生的大名还没几个人知道。
如果不是内战改变了他的命运,克伦威尔先生一辈子恐怕就是个穷酸破落的土地主了。
克伦威尔从来没有从军的经历,一开始谁也没有发现这个将来的英雄。
1642年8月,内战刚一开始克伦威尔就自掏腰包,亲自出马,招募了一批清教徒农民,组成一支60人的骑兵队。克伦威尔先生自任队长,开始了军事冒险的生涯。
很快,这位穷乡绅就显示出了他非凡的将帅之才,他率领的部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644年他升为副统领,7月即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击败王党军,一举扭转乾坤。
据记载,这支军队在作战时高唱着大卫王的《诗篇》,打仗时又是布道又是祈祷,这些清教徒士兵们一边因为喝酒而受到军纪制裁,一边高唱圣歌冲向敌阵。克伦威尔善于运用骑兵的快速机动优势,实施侧翼迂回,连续突击以消灭敌人。在战斗中他的部队日益壮大,严明的军纪使克伦威尔的军队迅速地脱胎换骨,变成了一支强大的正规军。
克伦威尔先生个人的勇敢精神和控制局势的技巧,他细心的训练和严明的军纪,以及部队装备的精良造就了他战无不胜的神话。
1644年12月,克伦威尔向处于困境中的议会提出议案,要求废除雇佣兵制,实行募兵制,以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正规军,摆脱目前的困境。1645年,克伦威尔担任了新模范军副总司令,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军。紧接着在纳西比之战中,克伦威尔指挥他的“新模范军”,将王军主力一举歼灭,第一次内战以议会的全胜而告终。1646年,查理一世落入英格兰议会之手。
不过,此时踌躇满志的克伦威尔此时并不想砍掉国王的脑袋,他希望英格兰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让国王成为名义上的君主,而由议会来掌握实权。虽然此时查理已成为议会的俘虏,但是议会军统帅克伦威尔谒见查理时仍然毕恭毕敬,以臣下谒见国王的礼节吻国王的手。查理一世也像在台上一样,宽宏大量地表示,将来要封克伦威尔为伯爵。
不幸的是,革命刚一成功,议会里就因为宗教和利益之争产生了矛盾。囚禁中的查理遂产生利用矛盾里应外合打击议会军的想法,他私下里与爱尔兰密谋串通,企图脱逃。王后也在欧洲大陆招兵买马,准备反攻倒算。于是,1648年,议会与国王的第二次内战爆发了。
经验丰富、兵多将广而又粮饷充足的克伦威尔早有准备,可怜的王军还没有准备好,就被克伦威尔主动出击,各个击破了,随着这年8月最后一支支持英王的苏格兰军队在普雷斯顿战役中被消灭,第二次内战在很快就结束了。
这次等待不幸的查理一世的不是克伦威尔的晋见,而是死神的亲吻。克伦威尔对伯爵的头衔已经没有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是国王的脑袋。
Sunday, 27 Ma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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